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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序，备极推崇。
王锡阐晚年曾和吕留良、张履祥等一起讲授濂洛之学，即北宋周敦颐
和二程的哲学，属于清初很流行的程朱学派一路。
王锡阐曾与清初著名文学家朱彝尊有交往。他们二人曾一同披阅过南
怀仁（F．Verbiest）《灵台仪象志》的一个校刊本，他们看过的这两册书
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上面记有此事。王锡阐又曾与当时另一位著名
遗民学者万斯大一起研讨天文历法。万以研究经学著称，又因于1664 年毅
然收葬抗清英雄张煌言被俘就义后的遗骨而受到时人称道。王锡阐对万斯
大颇为尊崇，曾表示愿意追随他致力于改革历法。
王锡阐一生几乎未出过远门。他虽与上述以哲学、文学名世的诸学者
颇有来往，却从未会晤过当时大有名望的两位天文学家——梅文鼎和薛凤
祚。这三位天文学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同时从事天文学活动。当时
曾有“南王北薛”之语，将王与薛并称，但梅文鼎认为王在薛之上，他还
为未能及早认识王锡阐而抱憾。而阮元在《畴人传》（1799）一书中则提
出了“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的评语。王、薛二人曾有书信来往。
王锡阐写过一篇寓言式的自传《天同一生传》，这篇自传对于了解王
锡阐的生平事迹虽无很大的直接帮助，但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政
治倾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诗》、《易》、《春秋》，
明律历象数。。。帝休氏衰，乃隐处海曲。冬■夏褐，日中末■，意恒泊
如。惟好适野，怅然南望，辄至悲欷。人咸目为狂生，生曰：我所病者，
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号天同一生。”所谓“天同一生”到底是什
么意思，王锡阐不肯明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南明政权直到王锡阐
33 岁那年（1661）才最后灭亡，而台湾郑成功抗清政权更坚持到王锡阐去
世之后一年（1683），则自传中“怅然南望，辄至悲欷”，“我所病者，
未能狂耳”等语显然是他亡国之痛的表现。
1。对中西天文学的研究与观点
明末由徐光启主持，招集来华耶稣会士编撰成《崇祯历书》这一巨著，
系统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入清后康熙帝热爱自然科学，尤好西洋天文数
学，大力提倡，一时士大夫研究西方天文历法成为风尚，为前代所未有。
清政府又从一开始就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并以《西洋新法历书》的名
称颁行《崇祯历书》的删改本，即所谓新法，风靡一时。但满清以异族而
入主中国，又在历法这一象征封建统治权的重大问题上引用更远的异族及
其整套学说和方法，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明朝的遗民们看
来，是十足的“用夷变夏”，很难接受。作为明朝遗民的一员，从感情上
来说，王锡阐对西方天文学有很强烈的厌恶之感。
在这样的心情之下，王锡阐发愤研究天文历法，从20 多岁起，数十年
勤奋不辍。由于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和西方天文学都作过较为深入的研
究，王锡阐的意见尽管不无错误之处，但毕竟比较言之有据，与一般的泛
泛之谈和盲目排外者有很大不同。
王锡阐研究所得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西法也有不完善之处，而中法
未必不善。他认为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未必不如西方，只是掌握运用不得
其人。他又认为西法对中法的错误批评，是由于未能深知中法的精义（法
意），他在《晓庵新法》自序中列举出西法“不知法意”的例子5 条，依
次为平气注历、时制、周天度分划法、无中气之月置闰和岁初太阳位置，
为中法辨护。又指出西法有“当辩者”10 点，依次为回归年长度变化、岁
差、月球及行星的拱线运动、日月视直径、白道、日月视差、交食半影计
算、交食时刻、五星小轮模型、水星和金星公转周期10 个问题，以证明西
法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在《五星行度解》中，他又有西法六误之说，是针
对《崇祯历书》中行星运动理论不完备而提出的批评。总的来说，王锡阐
关于西法并不完善的结论是正确的。《崇祯历书》中的西方天文学，没有
超出J．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欧洲天文学水平，
其中行星运动理论之不完备尤为明显。但王锡阐为中法所作的辩护，则大
多是错误的，比如他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将周天划分为365
41 度的传统方法
比西方的360°更好。此外，对于中、西法的优劣，他还有过一些感情用
事的议论。
王锡阐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西法源于中法。这个观点别的遗民学者
提出得更早，但因王锡阐天文学造诣较他们更高，且兼通中、西之法，所
以他的论述对此说传播的作用很大。王锡阐在《历策》中说：“今者西历
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
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对此他
举出了5 条例证。但他的这些例证只是表明中国传统天文学用代数方法也
能达到与西法同样的功用（至于两者的精确程度之差别他未提到），并不
表明两者方法上相同。最后他的结论是：“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这显然是错误的。
王锡阐述看出了古代印度历法与欧洲天文学的渊源关系。他指出：“西
历源于《九执》，而测候稍精，但《九执》仅有成法，不言立法之故，故
使西人得以掠其绪余，簧鼓天下。兹亦不必求诸隐深，举其浅显易见之粗
迹，无非蹈袭剽窃之左券：即如岁、月、日、时、宫闰、月闰、最高、最
卑、次轮、引数、黄道九十度限、月离二三均数、五纬中分较分之属，无
一不本《九执》。”《九执历》是唐瞿昙悉达编译的印度天文学著作，其
中有不少希腊天文学的内容，王锡阐能看出它与欧洲天文学同一渊源，是
有道理的，但他把两者的先后关系弄颠倒了。这与梅文鼎看出西法与伊斯
兰天文学的渊源关系而断定西法源出回历，是同一性质的误解。
王锡阐虽然在感情上非常不喜欢西法，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天文学家，
他并不因此而主张一概排斥西法，而是认为应该中西兼采。在王锡阐心目
中，理想的历法是仍旧使用中国古代传统的结构框架，同时采用一些西方
天文学的技术性成果，比如较为精确的数据之类。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学
著作《晓庵新法》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
2．《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及其他著作
《晓庵新法》全书共6 卷，成书于1663 年秋。这是王锡阐最系统、最
全面、也是他自己最重视的天文学力作。在自序中，王锡阐对于当年徐光
启表示要“■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而实际上最终修成的《崇祯
历书》却完全未采用传统模式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且译书之初，本言取
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为
此他决心在《晓庵新法》中来实践他自己的主张。
《晓庵新法》第一卷讲述天文学计算中需要的三角学知识，定义了正
弦、余弦、正切等函数，本质上和现代完全一样，不过他纯用文字表述。
第二卷列出天文数据，其中有些是基本数据，大部分则是导出常数。又给
出二十八宿的跨度黄经和距星黄纬。第三卷兼用中西法推求朔、望、节气
时刻及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第四卷研究昼夜长短、晨昏蒙影、月亮
和内行星的位相，以及日、月、五大行星的视直径。
第五卷非常重要。先讨论时差和视差，再进而给出确定日心和月心连
线的方法，称为“月体光魄定向”，这是王锡阐首创的方法。
第六卷先讨论了交食，其中对初亏、复圆方位角的计算与“月体光魄
定向”一样。随后用相似方法研究金星凌日，给出了推算方法。又讨论了
“凌犯”，即月掩恒星、月掩行星、行星掩恒星、行星互掩等各种情况。
对金星凌日和“凌犯”的计算，皆为王锡阐首次引入，在前代的历法著作
中未曾有过。
《晓庵新法》虽在计算中采用了西方的三角学知识，但并未使用西方
的小轮几何体系，也未建立宇宙模型。按照中国古典历法的传统，历法不
必涉及宇宙模型问题。要预推天体视位置，也未必非建立宇宙模型不可，
更不是非用小轮几何体系不可。
《晓庵新法》在“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凌犯”等计算方法
中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才能，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第二卷给出数据达
263 个，其中大部分是导出数据，但对于如何导出则未作任何说明；而以
下四卷中的各种计算都从这些数据出发，结果最后推得的任何表达式都无
法直接看出其天文学意义。又如，后四卷中出现的新数据，包括计算过程
中的中间值在内，各有专名，竟达590 个之多，其中还有同名异义、同义
异名等情况。这些都使读者在理解其内容时面临巨大困难。王锡阐因为刻
意要“归大统之型范”，所以在《晓庵新法》中不采用任何图示。他又对
古人“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的
传统十分倾慕，以至使《晓庵新法》成为中国古典天文学著作中最难解读
的一部。
王锡阐在《晓庵新法》中，通过对历元和“里差之元”这两个问题的
技术处理，隐晦地寄托了他的故国之思。他采用崇祯元年（1628）作为历
元，这年又正是他本人诞生之年。由于王锡阐在各种场合都拒绝使用清朝
年号，他选择历元的用意是容易理解的。他又选择南京作为“里差之元”，
而南京既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从天文学或地理学上来说也没有任何特殊之
处。但南京是明朝的旧都，明成祖定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