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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给种植业提供动力和肥源，充当配角而已，而张履祥饲养动物在很
大程度上是供给市场，如对蚕、鱼、鸡、鹅等的经营，无不以市场为导向。
这种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且也促进了粮食
生产的发展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稻麦二熟制就是在宋代以后的江南地区发
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没有相应配套的整地技术，稻麦二作之间在季节上存
在一些矛盾。宋代只有早田才能种上二麦。元代发明了“开■作沟”的办
法，为解决二作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途径。在此基础上，沈氏指出：“垦
麦棱（即■），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
种。倘时候已迟，先浸种发芽，以候棱干，切不可带湿踏实。”张履祥又
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提出了“■（即■）燥、土疏、沟深”，关键在于“早”
的要求，他说：“况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燥，
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
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燥、土疏、沟深，又为将来种稻之利。”又说：
“垦沟揪沟亦宜早，俗谓：‘冬至垦为金沟，大寒前垦为银沟，立春后垦
为水沟。’揪至两遍更好，沟深则棱土厚而脱水尽，田底亦愈熟故也。”
这些要求使得宋元以启的“开■作沟”技术发展到非常完备的程度。
为了解决稻麦二作的矛盾，延长麦子的生育期，《补农书》中还较早
地记载了小麦移栽技术。沈氏说：“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
每颗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秆壮麦粗，倍获
厚收。”张履祥说：“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
气。”小麦移栽技术首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浙江《崇德县志》。
崇德与桐乡是近邻，小麦移栽技术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最先使用的。这表
明古人在解决稻麦二作的季节矛盾方面，又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张履祥在农业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还在于蚕桑方面，这与他重
视蚕桑是分不开的。张履祥发明了松棚式木架养蚕法。此法预先做一个像
松棚似的木架，宽度和径深均为1．45 丈，架的高度以超过桑树为准，上
面编织细竹作盖，像桑树栽在屋中一样。或一天移动一下，或2—3 天移动
一下，得据饲蚕的多少而定，桑架早晚可避露水，晴天可遮蔽太阳，阴天
可防止雨水，使桑叶保持干鲜。在4 月份的农忙季节，使用这种方法既省
人工，又可预防蚕病，对于提高茧丝的质量和产量都很有意义。他还总结
了桑树压条的繁殖方法，他说治地必宜压桑秧。因为桑秧由自己培育，容
易选择，而根茎枝枝相似，随起随种，棵棵能活，还可以节省一项买树苗
的开支。而且买来的树苗，100 枝只能活40—50 枝。压桑秧的方法：要用
新填过土的桑地，或者是在水旁的地埂上，冬天挑上一次稻秆泥。采桑叶
的时候，就得留好准备压桑的枝条，使它靠近地面，等叶头向上新条长出，
就埋入土中。黄梅时浇一次粪，如果用羊圈里的粪铺上更好。农历六月浇
一次，八月又浇一次，就可以同母株分离，自已长出新根，每分地可压得
桑秧数百枝，叶又不少，获利多而又不费力。每年压上3—5 分地就可供本
家使用。压桑法是长期以来桑农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繁殖方法。另外，他还
发明了用爆竹药塞入蛀虫洞内，引火点燃，虫闻到药味即死的治桑虫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防止因捉虫而损伤桑树。
作为农学家，张履祥的成就还在于他提出了一套农业经营管理技术。
他认为雇人代作，做工太马虎，不尽人意，如果自己不搞好管理，与耕种
石板田差不多。因此，他非常注重管理。
张履祥和沈氏在农业管理方面有个共同点，就是讲究经济效益。“吃
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古代农家都遵循的教训，沈氏和张履
祥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例如
仔细计算过养鸡、鸭、鹅的收支情况，对于每种家禽的饲料用量、生长速
度、产蛋量、市场价格等等都了如指掌，正是基于这种计算，张履祥提出，
“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雌鸡之利稍厚于雄鸡”。养家禽如此，经营
其他生产也不例外，张履祥对种桑和种稻的投入（人力、肥水等）和产出
（产量，价格等）都作过仔细计算，得出了“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
多治地”的结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五谷、桑麻、六畜的格局，也是
对“重农贵粟”、“食为政首”等传统观念的一大挑战。
把蚕桑放在首位不仅是张履祥讲究经济效益的体现，也是他强调因地
制宜，多种经营的反映，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他抄录沈氏《农书》，正
是因为涟川与桐乡“土宜不远”，可资借鉴，他补《农书》正是考虑到沈
氏所著与桐乡“或未尽合”。他说：“土壤不同，事力各异，”又说“农
事随乡”。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因地制宜的思想。在种植方面，他认为在桐
乡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在养殖方面，他又针对桐乡的自然条件，说：“吾
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也须
人看管。惟鹅、鸡可畜。然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针对桐乡多小水池的
特点，他提出：“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
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瘠之忧，为利不已多乎。”所有这些都为桐乡
农业生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因地制宜的思想指导下，张履祥主张多种经营。他自己的10 余亩田
和几亩地除了种稻栽桑以外，还种了蔬菜、药材，养了鸡、鹅、羊、猪等。
他的好友邬行素死后，留下老母、幼子，瘠田10 亩，池一方。为了维持一
家老小的生活，他帮助邬家做了规划，考虑到邬家缺少劳力，田地势又高，
不利于种稻，就提出种桑3 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3 亩，
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2 亩，用竹或笋换米；种果2 亩，如梅、
李、枣、桔之类，可以换米。有宜肥宜瘠，亦有宜燥宜湿，宜肥者树下仍
可种瓜蔬，宜湿者在低处种植；池畜鱼，池中的肥土可上竹地，剩下还可
壅桑；畜羊五六头。这个旱涝保收的规划集中体现了他因地制宜、多种经
营的思想。在多种经营的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养殖经验，
如梅豆、麻、■麻、芊■、萝卜、甘菊、芋艿、百合、山药、白扁豆等的
种植方法，以及鱼、鹅、鸡等的养殖方法，有些是桐乡特产，是其他古农
书中所未涉及的。这就丰富了古代农学的内容。
多种经营必须依靠人来完成。张履祥非常讲求用人之道，他说：“种
田无良农，犹授职无良士也。”他认为，对良农的访求选择，全在平时，
选择自己所了解的人，人无全好，亦无全不好，好坏大致可分为4 等，不
要求全责备，要唯才是用。在佃户受田之日，要到佃户家去，熟悉他的邻
居，考察他的勤惰，计好他家的人口。要认真选择勤劳而善良、家里人多
而能同心协力的人家，把田租给他，同时要注意改善雇工的生活。沈氏对
于雇工的劳动量和伙食供给曾做过详细的规定。张履祥则提出按劳取酬的
办法，把劳动的忙闲、勤惰、难易区别开来，给予不同的工钱和伙食，奖
勤罚懒。应给的应及时给足份量，不要因小失大。沈氏把宽恤租户，不致
退佃作为经营家业的第二件要紧事。张履祥说：“劳苦不知恤，疾痛不相
关，最是失人心之大处。”提出收租之日，则注意优待，遇有灾难还要加
以抚恤。总之，彼此感情要融洽得像一家人一样。张履祥的用人之道自然
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然而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确可以取得一定的作
用，即令是进行现代化生产管理的今天，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张履祥生于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使他失去了从政的机会。他隐居乡间，
教书、务农，始于无奈，终于自觉。这在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古代是最
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成为农学家的原因之一。他抛弃了“以耕为耻”的观
念，说：“近世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
耻耳，若汉世孝悌力田为科，人即以为荣矣，夫耕则无游惰之患。”他认
为，“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又不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耕焉而田畴就荒，读焉而诗书义塞。”他说：
“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于丧其身，然择术不可不
慎，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他要求自己的子孙，“只守农士家风，
求为可继，惟此而已。”他说：“无财非贫，忘稼穑为穷，无官非贱，废
诗书为贱，治生无他道，只务本节用一语。”他生活俭朴，平日布衣素食，
不是祭祀不杀猪宰羊，没有客来则不吃肉。张履祥极为勤奋，在耕读两方
面都取得较大成就。他的著述甚多，其中《杨园全集》行世。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江苏书局， 1871。
＇2＇（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
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
研究文献
＇3＇陈恒力、王达：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8。
＇4＇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下册，科学出版社，
1984。
＇5＇游修龄：《沈氏农书》和《乌青志》，中国科技史料10（1989），
1，第80—84 页。
陈司成
万芳
陈司成字九韶。浙江海宁州（今浙江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