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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驰至江宾，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
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
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则
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日：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作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权，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
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
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虑心忍辱，学得西人一
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
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
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
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
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
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
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
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
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
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
年英人虚声恫揭，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
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
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
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
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
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
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
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
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
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
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
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
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我国到了19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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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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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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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
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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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
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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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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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讠斤）、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
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