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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
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帐。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
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末得挽回。清廷
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口，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洁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井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陆路进北京。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
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
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讠斤）留守北京。奕（讠斤）是咸丰的亲弟，这
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
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样作他的助手。文样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作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党、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讠斤）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讠斤）与文样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巳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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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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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
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
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丁，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的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19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约有二千万；到了嘉庆五
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18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17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满清有计划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来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王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
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磋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的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作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