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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习俗和对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都是让农民在家里生孩子的原因，其中贫穷起了主导作用。
周月华是1962年毕业于九江医专助产专业的医师，她回忆起那段到农民家中接生的日子说，有轻松，也有紧张；有顺畅，也有棘手。
她给我讲述了两个回忆起来还令她心怵的病例。
第一个例子。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她刚参加工作，夜半被人接到家中，产妇正在房里号啕大哭大叫，2个老人，大概是公婆用棉絮死死地抱住产妇，一个着黑衣的女人，用棍追逐着敲打产妇，去叫周医师的是产妇的丈夫，他说，你快救救我老婆吧，她会被活活打死的。产妇被追得筋疲力尽，“叭”地像门板一样倒了下来，那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劈啪劈啪往产妇身上落。产妇在颤抖，在抽搐，被子在一起一伏。“不能打，再不能打了！妈！这是迷信啊！”
“是鬼附了身，不打死这鬼，你也会倒霉的！”又是一阵棍棒。
拦住，一定要拦住。周医师冲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扛着，并迅速打开被子，只见产妇已是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嘴唇发紫，不是休克就是虚脱，不是缺氧就是晕厥，周医师顾不了棍棒落在自己身上，和她丈夫一起，把产妇搬上了床。在这偏僻的山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惟一的方法就是推萄葡糖，就是喝糖开水，她冷静地在大脑里翻阅着“妇产科学”。在“产后子痫”这一章，她停住了，对，这是子痫。测血压，测呼吸，医生护士就她一个人，她决定给产妇推注硫酸镁，产妇的血管已经干瘪了，昏暗的煤油灯靠近床前，仍很难寻找出静脉，她担心一针不能见血，果然，几次注射都未成功。绿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没有安慰，没有鼓励，有的只是咒骂，再失败。产妇就有可能被他们折磨死。狗急了跳墙，人急了生智。产妇还没穿裤子，手上血管找不到，找大腿内侧的静脉，那里好找，成功了，推进了硫酸镁，产妇平静了，她没敢离开产妇家中，写好了药名，给了钥匙，要产妇的丈夫跑一趟，去卫生所取药。直守到第二天上午，吃了早餐，病人平稳了，她才背着出诊箱返回。
第二例是个产妇，事情发生也是在半夜。
孩子出来了，产道出血，周月华判断是胎盘滞留；也就是说，胎盘不剥离出来，产妇会因出血致死。接生的手套已经污染破裂，接生箱里没有了备用手套，容不得犹豫，把手伸进阴道，再往里，伸进子宫，血顺着手往外流，产妇卧着，周月华蹲着，血流到了手臂，染红的衣衫，染红了肌肤。为了操作方便，她双脚跪着，已经不知膝盖与砖头相接的疼痛，不知大腿挤压的麻木，只一心想快、快，尽快把胎盘剥离出来。别节外生枝，别把子宫剥穿了，要快中有细，要轻巧，周月华叮嘱着自己。这个女人的命就在你的手中，千万、千万呀！跪在血水里，也跪在汗水里。当胎盘完整剥离出来，她的手从子宫、从阴道里滑出来时，她已瘫在血与汗的水里。她命令自己不能倒，还有事要做。用热水洗净了手，给产妇推注萄葡糖，喂药。现在的青年人会想到当年在农村医生担起的艰苦和风险吗？什么脏和累，什么苦和难，都已经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心中只有一件事：病人平安，平安！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在家中接生却没有成为历史。一些助产士，一些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接生婆还活跃在贫困的农村。
我们记住了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3倍的数字，我们感受到这3倍的悲痛吗？
一个花季姑娘走进洞房，结婚了，怀孕了，要做妈妈了，幸福、喜悦如春天的阳光洒满在她的人生路上。当孩子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时，做妈妈的激动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欣慰啊！然而，这在哪一天早上或晚上，这个要开花结果的女人就死于产后出血，她没有听见这个孩子的哭声，孩子来到世界就失去了妈妈。在孩子的人生字典里，在哪一页去寻找妈妈的笑脸，去听妈妈的笑语呢？
这就是“3倍”的悲剧！
联合国2002年儿童特别会议提出，每个儿童都应有一个尽可能好的人生开端。想想吧，在农村的孩子，他们人生的开端是怎样起步的呢？一位儿科医生告诉我，由于接生条件差，接生方法不正确，很多新生儿来到人间就大病一场，这病无疑对今后的体质、智力都有影响。有的农村，孩子几乎0—3岁的整个过程都是吃着药物度过的。
0—3岁是孩子发育的关键时刻，只能这样说，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孩子在生命开始就是一步一个趔趄，整体发育落后于城市孩子，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大多数，大多数的身体素质就有了潜亏。
5病中苦吟：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
20世纪末，我母亲在武昌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我在陪护中结识了一位从鄂西山区来的病友。今天提笔写他，心里还隐隐作痛，他患的是甲状腺癌。他说，肿块小的时候可以在当地医院开刀，穷，没钱。拖大了，那里医生不敢开，要到省里来，要保命，只好借钱。交了２０００元押金住进院。每天我见他都是白开水泡饭，拎着一瓶从乡下带来的泡辣椒，每餐就靠从瓶里夹几个咽饭。我想到那一餐要吃掉几百或几千元的招待款，望着他，心中浮起了阵阵心酸。他只想尽快把病治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苦，没去想城里人的富。他惟一的希望是想早点回去种田，快熟的庄稼还等他去开镰。近开刀之日，医生还要他交３０００元说，手术中要输血，手术后要用药。天哪，他到哪儿去弄这３０００元，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他老婆背着他哭了一夜，他咬咬牙决定卷铺盖回家。清早，我送他出院门，他后悔来看病，他心痛已用去的近千元的检查费。可惜，可惜，真可惜呀！早知道贵，打死我也不会来。他信命，他说，有次他从崖上摔下来没死，这次得病也不会死。他乐呵呵地走了。他真的是乐呵呵走的吗？我泪水湿润的眼睛望着他高大的身躯，仍在人群里走动，却一直走不出我的视野，走不出我的记忆。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没法和他联系，不知他是否还活着。我常惦念着他，我虔诚地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发生。
南城县位于江西中部，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南昌市郊。新丰镇新丰村位于流经南城县的盱江支流河汊边。符小俊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农民，收入全靠种田。2003年春末夏初，正值“非典”流行，他牙痛，不敢也不愿随便外出就医，找片树叶贴贴，贴了痛，痛了贴，他总希望牙痛会自己好，牙龈肿胀得越来越厉害。
“非典”警告解除后，他到镇上一家牙科诊所拔了牙，原以为病会好，殊知，肿胀没消还见长，又买了消炎药吃了1个月，还没消，他怀疑是假药。悔及了，心痛那几十块钱，决定到县医院求治。
县医院做了检查，建议他到省城大医院进一步查查，长包总不是好事。
2003年8月1日，他夫妇俩早上摆渡过河，搭上了到省城南昌市的班车，听说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口腔科好，下车后直奔那儿，已是11点钟了，总算挂上了专家号，专家认真摸了摸后，建议他住院手术。他口袋里只有500块钱，他要回家筹钱，5天后他又来到了一附院，缴了1000元的预交金，做了CT，肿瘤范围很大。减去做CT的钱，剩下的用于开刀显然不够，夫妇俩要求出院，1周后，他们夫妇又来了，妻子邱春兰流着泪说：“就只筹到４０００元，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买的可以抵的都卖了，抵了。”医生说手术费用估计要５０００元，他们夫妇苦苦哀求，能否少一点。种１０年田也存不了这么多钱哪！医生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些价格都是卫生厅制定的，我们也无权为你降价，能省一定为你省点。符小俊刚过３９岁生日，老婆年轻孩子小，总不能有病不治吧！回到家还卖什么？抵什么呢？第二天病理报告出来了，是恶性肿瘤。这一夜夫妇俩抱头痛哭，符小俊坚决要求出院，不治，坚决不治。妻子邱春兰哭泣着向医生说，丈夫给她算了一笔细账。
他们知道恶性肿瘤手术后也只能活三四年，病后的三四年里，哪能赚到三四千块钱呢？省下这笔钱供老婆活命和孩子读书。不开刀未必马上就死，活一天还能干一天，干一天还可以赚钱。符小俊将要用他的顽强坚韧去战胜疾病，他回家还要下田，还要去养猪、养鸡、养鸭。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没有被击倒之前，他要干得比过去更多、更多。他妻子在出院处点着退款，她的手在颤抖。她点的不是一张张人民币，是丈夫一天又一天的生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从8月1日门诊初诊到8月18日明确诊断，19日出院，共计18天，18天里，他们夫妇是三进三出，来省城一趟两人要花去路费和餐饮费近100元，是他们不会计划？是他们没有时间？是3个字：“没有钱！”
就在这个科，就在2003年的8月，诊断已明确了是恶性肿瘤，而拒绝治疗的农民就有4例，分别是舌癌、牙龈癌和2例腮腺癌。应该说，有些恶性肿瘤能接受早期治疗，预后是好的。但是农民没有钱，即使切除了肿瘤，也无法进行后续的放疗或化疗。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9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5）
2004年4月11日是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到了南城县，到新丰镇已修了桥，乘中巴20分钟就可以达到。下午4点钟，我和朋友一起在新丰村找到了符小俊的家。邻居说他们夫妇上山捡柴去了，我们在山口候着他。大约40分钟后，他和邱春兰扛着一捆枯枝出现在山间小路上。呜咽、抽泣，对话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他颜面极不对称，右侧面部高高隆起，张口受限，上颌骨下沉，牙齿在口腔像他背上的枯枝一样，松松垮垮，弹一弹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