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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染病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再不应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一种病毒或细菌的传播与扩散，应该看到医学科学中的社会学成分的浓度与日俱增。在社会的变革与转轨过程中，社会因素往往成了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转轨等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专家们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祸，疫情漏报、瞒报和不正规治疗是导致5省及全国其他地区疟疾疫情回升的主要原因。河南省调查发现，2000年该省商水县疟疾病例超过700例，重点村发病率超过2％，但全县无一例病例报告，2001年1—7月该县报告病例344例，但实际病例超过1500例。安徽省五河县2001年1—8月报告病例233例，而实地调查病例数不少于5000例。湖北省枣阳市2000年报告病例174例，不到实际病例的20％。江苏省泗洪县2002年1—8月上报104例疟疾病例，检查发现漏报的达到90例，其中一个乡有19个病例，但无一上报……上述情况在目前淮河流域比比皆是，就此疟疾流行开去。
像艾滋病、性病的流行和蔓延，慢病发生和发展中的生活行为方式，已经不仅是疾病的成因，而是成了疾病的主因，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如癌症、乙肝、艾滋病、结核病、糖尿病等，生物学手段已经无能为力，或者是收效甚微，主要的预防手段是人们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或生活环境的改变。
9亿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袭击他们疾病的种类方式、力度与速度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按九江一个朋友所言，把血吸虫病视为一种疾病符号，完全可以证明社会因素的凸出。明知是疫水，为了生存，农民还得天天与疫水打交道；明知是疫水，农民无法离开故土。他们不得不与血吸虫共舞。
变革转轨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贫富两极。那些没有甩掉贫穷帽子的农村和农民，生存环境受到污染，生活条件简陋不洁，接受教育机会偏少，文化素质低下，身体营养得不到保障，社会信息渠道难以通畅，他们自然成了疾病袭击的主要对像。
1999年有一份调查统计，报告我国城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的前4位是：恶性肿瘤（24。93％）、脑血管病（20。43％）、心脏病（17。61％）和呼吸系统疾病（13。31％）；农村则是呼吸系统疾病排第1位（22。46％），脑血管第2位（18。95％），恶性肿瘤排第3位（17。73％），心脏病13。08％列第4位。与1957年相比，处在前3位的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于是有了这样的结论：六七十年代，肝炎被称为“黄病”，面对这无药可救的“黄病”，世人谈病色变。到了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进步，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夜盲症、佝偻病等营养缺乏病已经大大减少，也陆续消灭了霍乱、鼠疫、斑疹伤寒、黑热病、其他传染病及死亡率迅速下降。
不仅城市如此，在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趋势，要富裕与健康同行。我国百年来疾病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百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跻身到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中，由于贫困而引发的疾病逐渐远离我们，而由于营养过剩和不平衡所带来的后果则悄悄浮出水面。
富裕了，一些新的疾病正悄悄向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靠近，所谓“富贵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肥胖病、脂肪肝等等，也就是祖国医学所称的“逸病”，是由于“过食膏粱厚味或过逸于舒适少动”而导致的疾病。医学专家分析，由于人们在生活改善后过多食用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从而导致这些“富贵病”的产生。
这种结论，对于农村是否为时过早？我读罢，大感不惑。“黄病”并没有走远。中国是“肝炎大国”，我国人群中乙肝病毒阳性者（携带者）约有1。2亿，农民是肝炎队伍中的主力。病毒性肝炎是由肝炎病毒引起常见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流行面广，发病率高，传播途径复杂的特点。病毒性肝炎分甲、乙、丙、丁、戊5型。其中乙、丙型肝炎都具有病程长，部分病人难以治愈，并有变成肝癌的可能。
社会上常说的乙肝指的是病毒型乙型肝炎，平均每年约有27万人死于乙肝相关中末期肝病和肝癌。全国慢性乙型肝炎现症者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70％的肝癌与乙肝有关，全球每年100万人死于与乙肝病毒相关的慢性肝病。
2“乙肝大国”：戴上帽子的都是谁？
1991年9月13日下午，国家卫生部会议室里。
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教授召集部肝炎领导小组、部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推开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行为做最后一次论证，他们就免疫接种程序、疫苗质量保证、疫苗供应渠道等等议题一一展开讨论。会议确定，这场大战从1992年元旦开始，先城市后农村稳步推进，用50年时间，将我国人口乙肝带毒率从10％降至1％以下。
一个月后，陈敏章来到湖南湘潭，向来到这里的全国卫生系统干部发表讲话：“我国有一亿两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还有百万新生儿进入这个行列，再不能等了！卫生部决定，实施新生儿乙肝免疫策略，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
按照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免疫接种方案，在婴儿降生当日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待其满1月龄、6月龄时再分别接种第二、第三针。此后连续5年，陈敏章部长年年主持召开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专题工作会，总结一年战绩，下达新一年工作进度表。不久，卫生部又明确将肝炎列为国家控制的重大传染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影响农村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调查，推动农村战场加速扩展。
遏制乙肝病毒传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新生儿进行免疫接种，老部长陈敏章教授狠抓了这一项工作。然而由于西部的贫困，12年过去了，在西部有些县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率仍然为0。
乙肝疫苗接种的任务是由村医完成的，村医做计划免疫工作，除国家每年补助300元外，没有任何报酬。连药带注射虽是有偿的，政府规定只能收3元钱。有些村，农民穷，3元钱也付不起。不种，村医责任担当不起，打一针，村医要倒贴，这还不算去县城取疫苗的来回路费，上门服务费及不能在家看病的误工费。很多村医不愿接受这项工作。卫生院有规定，不协助接种疫苗者不能担任村医，一些人便放弃了村医的工作。因为孩子要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往往，产妇一家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既没抱孩子去接种，村医也没上门接种，还有超生的、进城打工的，漏种的不少。
2002年，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基金会分别在陕西、甘肃6个贫困县试行农村乙型肝炎防治健康教育项目，探索农村推行乙肝计划免疫的有效模式。1年半后，6个试点县乙肝疫苗接种率提高了几十个百分点。
2003年底，农村乙型肝炎防治健康教育项目即将到期。这意味着将不再有项目资金继续投入到乙肝防治宣传中，几个试点县搞疾控的官员们一直在思考着这个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甘肃省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与试点县康乐、会宁同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由于没有项目的支持，到2003年为止，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仍然为0。而康乐和会宁，现在第一针接种率分别为61。7％和94。9％。
一边是0，一边是94。9％，反差实在太大了。如何让农村的每一个新生儿都远离乙肝？这个问题摆在了全国卫生防疫人员面前，也摆在了热心支持中国卫生事业的企业面前。
2004年3月12日，在《农民日报》第4版上，我读到了四川省眉山市人大代表的一份建议案，题目是《在成人中推行乙肝疫苗接种》。她考虑的想到的是农民，目前我国仅只有少数大城市开展了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农民几乎没有接种。乙肝已成为广大农民因病致贫的一个重要病种，而且成为外出打工的一大障碍。
继写出《我向总理说实话》后的李昌平，在2004年初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我向百姓说实话》。在《救救我的乡亲》那篇短文中，披露了“乙肝”病对农民的生命的摧残，对农民发展的危害。一个仅有235口人的小组里，有80％人感染了病毒，有1／5以上家庭的主劳力因乙肝所丧生。文中讨论了乙肝发生传播和加剧的8条原因：
（1）村民肝病知识严重缺乏；
（2）不良习惯造成家庭内部传播和交叉感染；
（3）饮食无节，劳逸无度，使病情恶化；
（4）医院收费高，就医难；
（5）饮水污染严重；
（6）血吸虫病雪上加霜；
（7）政府心有余力不足；
（8）农民收入低负担重，看不起病。
李昌平不是医务工作者，8条原因，条条在理。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8节 “救救我的乡亲”（2）
8条原因中，2、6两条与生理、病理因素相关外，其他几条都可以归为生活行为方式、生存环境，均系人为可控因素。
2004年1月14日星期日，《南方周末》头版发表了由江华、曹海东采访的报道：《一个“乙肝村”的现实和期盼》。我摘录文中的几段文字和几组数字：兴旺村2组235口人中只有劳动力113人，死于肝病的人中，30—45岁有6人，45—60岁的6人。
根据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中医学院以及荆州市、监利县有关单位专家组成的所公布的数据，在兴旺村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