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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欠费可以打报告请主管部门补偿，也可以派人去乡下催账。后来补偿没有了，完全靠催账。
我催过两次账，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医院选择了冬闲的日子里，组织我们下乡去收回欠费。
我的任务是到赣州市湖边公社（现改湖边乡），按照病历上填写的地址，有的病人已经死了，有的患儿治病时五六岁，如今已是十多岁的大孩子，我们不得不挨家询问。下乡前医院都分配了任务，我的任务是2千到5千元。那次，我不仅没完成任务，所收的费用连路费都不够，我无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我的收费热情和力量被他的贫困彻底击败了，我落荒而逃。
湖边公社就位于赣州市郊，靠近105国道，从市区骑自行车40分可达，耕地1。6万亩，1983年人均收入为318元，20世纪70年代末是多少，我尚未查到确切数据。我是从市区骑自行车到湖边的，那时湖边乡仅一条乡级公路，与105国道垂直，到梨芫背、到石灰山，去其他的小村都靠步行。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4节 农民欠费：关爱遭遇尴尬（2）
我先到涌泉村，在村口找到第一家，门微开着，我敲门。里面说：“进来！”屋内光线很暗，窗户上都垂吊着几片麻袋，那是为了遮风。靠里间两个老人睡在床上，大概是年轻人的父母；一对年轻人也半躺在床上，被子盖着下半身。我走近看，床上没有棉絮，一张床单，下面是厚厚的稻草，青年人动一下发出吱吱嚓嚓的响声。这是冬天，他们没有穿棉裤，我看清了，是三四件中山装重叠穿在身上。我说明来意，说了病人的姓名，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没有下床接待我，听完了我的叙述后，顿了片刻说：“怕是难收得到，工分算下来，我们这家还只几十块钱，听说队里账上没有钱，工分多的拿不到现钱，用谷子顶账，工分少的连谷子都拿不到。”我不信。在我心中农村是“青山绿水”，是“稻花香里说丰年”，我希望他们领我去找，顺便挨家挨户问。他们说，讨账的事是不会去的，我们走后，村里人会指着他脊梁骨骂的。我反复解释，当初我们医院以治病救人为主，现在你们病好了，药费还是应该还，这不是干什么坏事。最后还是经济杠杆起了作用，我答应，他陪我，我给他1块钱（那时我的工资是53。5元）。他也有条件，他是指路指门，躲在远处。有他领路，少走了不少冤枉路，5户病人都找到了，从这5户出来，我再不敢，也没有胆量和家属提要钱的事了。穷，穷得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为了挡风，他们家的门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都可以让任何人出入，没有一样物品可以值得去偷去抢的。连起码的热水瓶都没有，没有一床好棉絮，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灶前的几个红薯，可以拿到市场上，卖几角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他们的贫穷，他们从哪儿挤出钱给我？太阳过午了，还要走20多里地才能回公社，我希望他帮我找家可以用餐的农户。他领我去了他的朋友家。这家门有口有辆载重自行车。那年代，这是稀罕玩意儿，我想小伙子不错，总算找到一家能吃饱饭的。我们在房门口坐着，农妇到厨房里炒菜，我好奇，也来到灶前。这位农妇动作麻利，取来一棵包心菜，洗净切好，点火，烧的是稻草和枝丫。锅红了，该放菜油了，只见她从灶前的墙上取下一块肉皮，在锅里擦了几擦就把菜倒进锅里，三下五除二，放水，煮，煮，熟了，起锅。虽然是白水煮白菜，我饿了，还是吃得很香。大概是同了路，吃了饭，付了劳务费，谈话多了，随便了，我才知道，陪我的小伙子和他老婆春夏秋冬一共就只有6条裤子，天冷不下地，捂在被子里，谁出门谁穿。没钱去做棉裤棉袄。赣南冬天时间不长，他们认为做棉裤棉袄是浪费。一年四季，他们壮劳力每天早晨都要进城挑担粪回村，四五点钟起床，走十几里路，那时城里粪很贵，说是去挑，实际是偷是抢，夏天深更半夜就出村挑粪，一担粪一个工，合10个工分。每个工分是3到4分钱，能挑回一担粪就有3到4角钱。问题不是天天有粪，下地的工分少，一年下来，一家人200到300元的收入。那年代养猪养鸡养鸭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收入就只靠种田和挑粪。
走在返回城的路上，天黑了，往回望，烟囱里已冒出了火花，他们开始了晚餐，他们吃得早，睡得早，省点点灯的油。冬日黄昏下的小乡村很宁静很安谧，雾霭中闪着点点火花，很美，照一张相，不也可以题一首诗么？月光下小村睡着了。那夜，我死活睡不着，那5户欠费人家的破旧房屋，那病人呆滞的目光，那躲躲闪闪畏畏缩缩的女人，深深地、深深地嵌在我的记忆里，时间越久，沉淀越浓。他们经得起病吗？他们病了，城里人又会怎样接纳他们呢？回到医院，我甘愿接受批评，我宁愿检讨，我宁愿接受扣工资的处罚。
第二次下乡是送病人回家，顺带收账，是上世纪90年代末。如果说第一次收费加深了对农民欠费的理解，那么第二次却平添了对农民欠费的许多困惑。一位外伤的病人在我科住了3个月，伤口好了，留下了残疾：右腿拐、右手断，嘴不张。肇事者跑了，家属也不管。欠费达5位数。决定送他回家，病人得知后买了老鼠药，威胁我们说再催他出院就要服老鼠药。请来了保卫人员，科室同事凑了几百块钱送给他，才同意回家。医院派了车，病人家在山区，下午才到。听说他哥哥在村里有点威望，不穷，盖了楼房。
我想能不能向他说说欠费的事，顺便收收费呢？
哪知，才和他哥刚刚讲，就见不到人影了。片刻，来了一伙人，要砸车，不让病人下来，要我们把病人带回医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车的尾灯也砸坏了，手机也拨不通，无法和外界联系。一看形势不妙，只好叫司机开车逃跑。刚启动，车胎漏气了，原来他们在胎上钉了一枚钉子。
最后，由民政部出面，才安顿好这个病人。
一位院长这样对我说：“说心里话，我们最怕抢救病人，尤其是民警送来的无主病人。救死扶伤是光荣的、责无旁贷的，见死不救，于理于法都不容。而这类病人都是无亲人或是无经济收入，病人救过来了，钱谁付？有时，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
我们这儿有家镇医院就只因为全力以赴抢救了几个民工，最后民工未付一分钱医疗费走了，医院连买药的钱都没有，职工工资也发不出。不救，院长医生统统违法，救治结果还是挨了批评，领导指责院长管理不严，管理出效益，管理出形象，没有加强管理让病人跑了嘛，你可以派人去追，去讨嘛！领导一张嘴，找谁讨？民工回家的路费都是找人资助的。”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措施来解决欠费问题。广东省一家县医院因抢救一批爆竹烧伤病人，由于欠费过多，使这家医院濒于困境。医院要发展，要养活职工，所以圈子内流行这样一句话：“救死不扶伤”，医院在救死扶伤与生存发展的夹缝中生存。
面对无钱的危重病人，医院医生别无选择；面对厚厚一叠的欠费收据，医院医生也无法做出选择。欠费可以把一个小医院拖垮，可以制约一个大医院的发展。医院的欠费由谁埋单？医院医生也无法做出选择，
该怎样面对这些贫穷的农村患者呢？听说安远县有名护士长常自己先垫付，我决定采访她。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赣州市安远县工作了半年，安远县是座交通闭塞的小县城。改革后，开发了三百山，宣传了供香港同胞饮用水的源头东江发源地。就因三百山，安远开始有了点小名气。那时的安远县城不大，只有一条街，县中医院、县医院、县政府、文化馆都在这条街上。中医院在路中段，县医院在街尽头。逢三六九圩门诊还有百把人，圩过之后，冷清。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静，说得丑一点是冷落。这次，在县医院手术室里，我见到了龚晓英，她已有20多年工龄，苗条身材，瓜子脸，很秀气。她的岗位很平凡，就在手术室和医生一起抢救病人。大多数病人是全麻，她的辛苦劳累病人是看不见，感受不到的。她说：手术室往往就是医院的上甘岭，抢救病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一瞬间。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进了手术室就得支付钞票。而农民患了急症时，往往是没带分文，或仅仅凑了几个钱，根本不够。在手术室工作的她，也就往往要挺身而出，不仅是挑起抢救的重担，还挑起病人欠费的重担。
有一次，从孔田镇抬来一个叫钟仁娣的妇女，急腹症，术中要输血，病人没有钱，怎么办？她决定出面取血，账记在自己的名下，救人要紧。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却触发了她。像这样送进手术室进行抢救而又没有钱或钱不够的农民，她遇见的又何止钟仁娣一个人。往往医生在手术台上等病人凑钱取血，拿药。医生怕欠费，不得已而为之。她在手术台下，要指挥护士救病人，又要为无钱的病人跑血、跑药，她怕误了抢救病人的时间。只要她当班，凡是钱不够的病人，她都勇于去挑这笔经济账。
“病人会还吗？”我问。
“大多数病人都会还，家境困难的，会拖几个月。不是他们有意拖，确实他们手头紧，拿不出来。”
“手术室应该成为救命的绿色通道，绝不能因为病人缺钱而误了病人的治疗。”她要求手术室每个护士都这样做：“要血取血，要药取药，就是扣我们的工资，也不能影响抢救。”她有这点权，她就用这点权。几十年来，她都是这样做的。手术后，没有钱、没有营养品的，她会掏钱为病人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