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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省城八一大道的江医二附院。刚走到这家医院大门旁，便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拦住一个带着小孩的农村妇女，询问“孩子患了什么病？”农村妇女回答说，孩子得了心脏病，上个星期到省儿童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年龄太大，无法动手术，所以就想到二附院再来看看。中年妇女一听，忙说：“呀，这病可耽误不得，中医治心脏病是最有效的。”并称她认识省中医院一名姓汪的教授。见农村妇女有些犹豫，中年妇女接着说：“孩子的病要紧，你如果不相信我，吃亏的是你自己。”停顿了一会，中年妇女又说：“你儿子认识字啵？我是看小孩可怜，我把汪教授家的地址写给你，你自己去找。”
等中年妇女离开后，记者立即追上了母子俩，在亮明身份后，小孩把中年妇女写给她的纸条递给了记者，并告诉记者他们是南丰人。在这张纸条上，记者看见上面写着“中医厚德路175号”。
记者暗访了这家诊所：走进这家无名诊所，记者看见一名身穿西装有些秃顶的男人坐在桌子旁。中年妇女向记者介绍说，这位就是“汪教授”，随后便离开了诊所。“汪教授”热情地问记者看什么病。记者称是听了二附院门口几名中年妇女的介绍而慕名前来的。记者告诉“汪教授”，自己一亲戚家的小孩在儿童医院诊断为心脏病，但由于小孩年龄偏大不能动手术，不知该怎么办。
“汪教授”说，心脏病属于心血管疾病，动手术是没有用的，用西医治疗病人也只有等死。他说，用中医治疗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完全能够治好，但需要很长时间。“汪教授”让记者放心把小孩带来，他今年70多岁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与记者聊了一会后，记者突然问他是哪所医院的教授。此时的“汪教授”则愣了一阵，之后就没好气地对记者说：“你不看病就不要问这问那。”
“汪教授”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就煞有介事地为记者开“处方”。趁“汪教授”低头开处方时，记者环顾四周，见墙上挂着一张《执业医师资格许可证》，但未见《医疗机构许可证》。诊所内除了一排中药柜就只有一张坐诊看病的桌子。不一会儿，“汪教授”便给记者开了6副中药。
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治理“医托”？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受害的总是他们——农民父老乡亲，难道用“无知愚昧”、“不懂医学知识”就能完全解释得了吗？我遇见另一位来省城看病的农民，姓邓，来自江西崇仁县，耳垂下长瘤子，五六年了，近数月有痛。县里医生说，要开刀，介绍他到省一附院。医院太大了，外科楼13层，内科楼16层，门诊楼14层，他立在医院门口不知双脚迈向哪里。家乡的山再高他能爬，谷再深他能过，高楼之下，他找谁？来了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问他，看什么病，他说了。中年妇女说：“我得的也是这个病，吃了几包药就好了。不开刀，花钱少，我带你去。”挡不住的热情，简易经济的治疗吸引了他，他的双脚跟着中年妇女移动了。花去了700元，肿瘤依然，疼痛依然。县里医生说，你赶快去一附院吧，再拖就会变癌。他第二次来省城，问他为什么要跟“医托”跑？他的回答很简单，省钱。县里医生说，开刀要花几千元。开刀要流血挺吓人的，吃药能治好，何不去问问？用最少的钱治好病，用最简便的方法治好病，这是每个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这个愿望和要求与一块磁铁石埋在他们心中，只要与这块磁铁石相吻合的另一块很快就会吸引在一起，那力量是趋向的、神秘的、巨大的。
一方面许多疾病确实无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费用去治疗；另一方面，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师在为农民治病时，有多少人会去考虑怎样为农民省钱省时呢？许多医院都实行了科室目标管理制，经济不达标，医护人员就无法拿到奖金。这种机制下，收费系统还怎样运转呢？比如说，用药，是用价格便宜的青霉素还是价格偏高的阿奇霉素？再比如，下颌骨切除，可以用肋骨，可以用钛板，后者是前者费用的四五倍。如果是前者医生要担风险，前者的总花费近2万元（上海地区近3万元），农民治得起吗？
九江市庐山区赛阳乡金桥村有个姓孔的农民，孩子出生后患了眼疾，当地医生劝他到省城治疗。下了火车就被“医托”骗走，700元病没治成，口袋被掏空。再到二附院眼科就诊只剩下挂号费了，算是问清了治病的费用要1000元，夫妻俩把孩子带回家。1000元要存两三年。当孩子4岁时来到医院，医生说已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夫妻俩抱头痛哭。医生说当初你为什么不取钱就来。答，我到哪儿去取钱，乡下人要一点一点存，我们存了3年哪，3年就得到一个不能治的结果！站在漫漫的求医路上，他们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被骗，他们又何尝愿意受骗？像这样受骗后失去了眼睛，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的例子还少吗？
5老有所医：一道很难平衡的方程式
廖细佬老了。老了他不急，他比好多老人强，他养了4个儿子，根据4个儿子的协议，他不用种田了，每个儿子家住3个月。儿子是他的骄傲。养女的人家就苦了，女儿嫁出去了，两个老人谁养，郎（女婿）自己的父母还要养哩。在他63岁那年，小儿子外出打工，被汽车撞伤，成了残疾人，一只脚永远离开了他。虽然装了假肢，可挣钱难多了。他提出，请兄弟们照顾，不承担父亲的养老。3个哥哥条件还好，没多考虑，同意了。从此，廖细佬一年跑3处。现代生活总是多变，老大不知哪年患了肝炎，当肚子里有了水，才晓得已是乙肝晚期。有一年，老大半年住在医院里，哪有能力赡养老人？他也像弟弟一样提出不承担养老的义务。这次老二、老三没有同意，你不养，他不养，谁来养？和睦的一家人转眼反目为仇。这年春节按顺序该到老大家，老大卧病在床，实在不能接纳，老二、老三说绝不能开先例。小儿本想接父亲过年，他老婆反对：“接客容易送客难，要是老人不走，怎么办？”结果是，廖细佬夫妇在自己曾辛苦共养育了4个孩子的破屋里渡过了一个寒冷的春节。从此，廖细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那自豪欣慰的笑脸了。疾病击倒了他的儿子，也冲走了他晚年的幸福。老人一旦生病，谁支付医疗费，在农村，自然落在子女身上。子女中有人外出打工挣点钱还好商量。如果兄弟都是以种田为生，经济拮据，一年所获只能供老人温饱，病了怎么办？住院了，医药费兄弟之间平均摊分。日常生命吃药就复杂了。吴老三是修水县黄沙桥乡一个农民，每年冬天气管炎犯病，犯病就要吃药。原来冬季在小儿子家住，夏季在大儿子家住。想到每年支付的药费，说什么，小儿子也不同意这种方案。他们又将冬天再次分割，亲兄弟，明算账，谁也不能吃亏。这样做，确实有悖于中国的孝道。年迈体弱的父母完全理解子女，他们也不愿增加儿子的负担，也不愿伤害两兄弟的感情。老人病了，不能动了，总得去一个地方，总得有人为他们送终。无疑，患病的老人们给贫困的农民带来的是雪上加霜，破屋逢雨。
金色的黄昏，夕阳的美好，三代同堂的幸福，一家人进餐的温馨在这个时刻，这个状况似乎都消失了。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哪怕子孙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只要长辈活着，一个大家庭或四世同堂，或三世相聚都要在老人的威严下维系着，这是脸面，这是正常，这是伦理的必需。进入市场经济后，在农村，女儿长大成人后嫁给外姓，与父母劳燕分飞，远离故土，如果是独子，那就是几代同堂，如果有两三个儿子，那肯定逐渐分家，各自东西。老大盖新房，老二也不会落后。这样多儿多孙的家庭，面临的问题是：两个老人落户谁家。如果有劳动力，尚能做做家务，照护子女，应了一句古话：家中有个老，胜过有个宝，谁都想要；如果身有残疾，患病卧床，谁都不想要。不是子女不尽孝，有病的老人请进屋，立马需要支出的是治疗费、医药费，谁埋单？
当我们诅咒金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赖金钱，没有金钱，没有了经济基础。在有些地方，有些家庭，有些人群中感情大厦会崩塌成残垣断壁，亲情会被金钱的魔爪撕裂。子孙该如何仰望自己的祖辈呢？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2节 埋单演绎和诠释出的故事（3）
6因病致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是她让我真正理解了《红灯记》中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实含意。
我忘不了她那双注视我的大眼睛：清澈、明亮，宛如一泓山泉；我忘不了她那呼喊我的稚嫩声音：甜润、清脆，像在窗前跃动的黄鹂鸣叫。认识她，是在她爸爸住院的日子里，她陪护着他。每天，她早早起床把病房扫得干干净净。把用过废弃的矿泉水瓶子、百事可乐、健力宝的瓶瓶罐罐放在她爸爸的床下。每次护理员都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又扫了。”她只是笑笑。她需要这些瓶瓶罐罐，她是病房里病友们的“拐杖”。谁要去检查，谁要去上卫生间，她都主动地去搀扶。大家高兴地称她是病房病友们的女儿。
“你几岁了？”被她的勤劳单纯所感动，我问。
“8岁。”“读书了吗？”“没有”。她羞涩地低下了头，目光里流露出一点忧郁。又说：“爸爸说了，病好了，出院了，赚了钱一定送我去读书。”“识字吗？”我关心地问。“会，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大概是怕我不相信，顿了顿又说，“叫咏梅，梅花的梅。”我记住了。
她爸爸是由于多年挖矿，已是矽肺晚期患者。呼吸困难，动动就出现紫绀，基本上丧失了劳动力。那正是春忙的季节，她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