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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至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6年徒刑，还有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高雄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老母、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高雄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台独”的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台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余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高雄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第五部分：反对运动的兴起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政治斗争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元老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元老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教育部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这一时期对党外政治反对派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