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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散步阅报等。学习生活安排得紧张有序，俨然是个勤奋刻苦的学生。
“雄心虽已蓬勃，可懒骨尚支离。”徐志摩晚上睡觉时将近11点，早上6点起床。天气太冷，口中发腻，盥洗之后才觉得神气清爽。然而每餐后，阵阵倦意就袭来，让人昏昏欲睡。到图书馆看书，暖气开得太足，过于温暖，更使懒气外泄，睡魔入侵。只有晚上读书最为适意，这也是二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把懒散称为落拓是最要不得的。徐志摩认为由于自己从小受家人宠爱，长大后又没有听到过丝毫的激刺话，而且受到不良风气的熏陶，就养成一种恶习气，懒惰散漫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徐志摩生平最烦的就是一个懒字。在家里时，母亲就时时督促他，劝他不要把自己的一生给懒了过去。因此，他发誓，从此以后，打起精神，以杀懒虫。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第7节 意气方新
徐志摩每天所思所想的英锐透辟，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
读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使徐志摩血气沸腾。过去，他总认为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注定了要顶天立地，平常的凡夫俗子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到美国后他却认为英雄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能够保持往一股干劲，持之以恒，勇往直前。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人。至于那些自贬志气、拘于平庸的人是自求为平庸。徐志摩说自己意气方新，桓桓如出栅之虎，岂能甘做庸常之辈？
徐志摩以为千古英雄圣贤能成就宏图霸业，一定是有所凭借。可以凭借才学和运气，但真正凭借的是至诚。天能化，地能造，是因为至诚，至诚然后达到运金石穿的地步。至诚就是根本。建立了根本，就有了道路。所以他愿意在这个沧海横流的世界，宣传良知学说。
文正曾说过：“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天分高的人是不肯折节的，性气傲的是不肯下人的，而那些欠修养的人，走到极端就会满怀荆棘，乖戾蹇诟，如果这样就不是大度气量了。成就事业的人应以国家为先，以育才为业。比自己有才能的，要亲近和敬仰他们，向人家学习。“一以成人，一以自成，此乐天知命之道也。”因此，立志有成的人要自爱，同时也要有天下之心。
29日，徐志摩在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德育鉴》时，喜惧愧感，一时交集。记得贾宝玉读过薛宝钗的《螃蟹咏》后说：“我的也该烧了！”徐志摩在读过恩师忧国忧民的文章后情不自禁地也说：“弟子的也该烧了！”还好，因为知道就有了良知，知过就能致知，徐志摩发愤要图强。
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意气方新的精神投入到学习中去的，在异国他乡同样显示了他那超群的才华。他在克拉克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学习的课程有：三科历史学课程《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政治》；两科经济学课程《商业管理》、《劳工问题》；还有两科法文课程、一科西班牙文、一科心理学和两科社会学。课程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心里、语言等领域。此外，他曾到康乃尔大学夏令班修了四个学分。1919年6月，23岁的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并获该校一等荣誉奖。同年9月，徐志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修硕士学位，倾心于政治、劳工、民主、文明等问题的研究。在此间，徐志摩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1920年9月，徐志摩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论中国的妇女地位》。
仅仅两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徐志摩无疑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整天忙于听课、记笔记和考试，这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一个时期，也是他真正接受系统教育的时期。据李济之说，徐志摩初到美国时英文不好，但肯下功夫苦学，所以进步神速。他在一年半之内取得学士学位，且为一等荣誉学位，已经够快的了。更快的是，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政治热情高涨的徐志摩在学习之余，常常参加各种活动。在克拉克大学时，他就加入了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他还和李济之一起参加了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国防会。1918年12月中旬，徐志摩他们到哈佛大学游玩三日，结识了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关于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是这样解释的：“先是民国四年5月9日，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承认其五项二十一条以后，在波士顿城之中国留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国防会’之名，易滋疑问及误解。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
徐志摩像吴宓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急迫地阅读、研究和吸收一切西方的新知识，几乎西方的每一种思想、学说和主义，他都涉猎，一度他还被留学生们称为“布尔什维克”。怪不得多年后，一位朋友总结徐志摩时，有“感情之浮”和“思想之杂”之语。不过，那时对他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尼采的哲学和罗素的思想。
尼采和罗素深深吸引了少年得志的徐志摩，成了有着浪漫性灵的他的精神慰藉。
对让他着迷的尼采，徐志摩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脚下。”虽然徐志摩并没有弄懂尼采的整体哲学思想，但却从中吸取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向上精神。他常读尼采的著作，以鼓励自己不断前进。“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尼采的这句话总是让他从懊丧悲哀中崛起。尼采颂扬的个人奋斗精神也被他视为是个人生存的关键。
徐志摩很快就从对尼采的信奉转到对罗素的敬仰。罗素是英国的哲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当时正是世界所瞩目的哲学明星。徐志摩对罗素的崇拜和向往，促成了他留学生涯的最重大转折，从而深深影响了他那短促而不平静的一生。罗素以他的学术声望、社会主张和个性魅力，赢得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尊重。徐志摩已经研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他对罗素在逆境中坚持真理、不向豪门权威低头的精神和敢于蔑视世俗偏见的叛逆性格，尤为心折。在他的眼中，罗素是一位真正的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巨人。如果说尼采是徐志摩理想中的罗素，罗素就是他现实中的尼采。英伦彼岸的罗素在向他招手，纵情任性的徐志摩要去追求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第一部分 才情少年第8节 赶赴英伦
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毅然放弃了他那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赴英投他景仰的罗素去了。他准备到那里后去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游学英伦，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与他当初《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里告白天下的抱负各异其趣。难怪有人说，其结果是使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
徐志摩横渡大西洋，当他10月上旬到达英国伦敦时，面对的却是一连串的失望：罗素已经到中国讲学了。徐志摩计划来英国时，罗素确实是在伦敦，等他到了伦敦，罗素早已离开英国，踏上了去中国的途程。罗素8月间离开英国，在法国待了二十多天，10月间到中国。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访华近十个月。在华期间，罗素发表演说十多次，这些讲演很受欢迎，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罗素访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此外，早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就被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处了名，一是因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积极反战；二是因为他异于世俗的离婚事件。
失望和无奈之余，徐志摩只好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热情如火、浪漫任性的徐志摩觉得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易冲动的他感到有些孤独，有些痛苦。
他渴望慰藉、渴望温情，心中涌起强烈的家国之思。于是在到伦敦两个月后，1920年11月26日，他写了一封家书。
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徐志摩说自己在海外留学，只影孤身，无限地思念亲人。上次崇庆来信告诉他说，家人已经写好了万言长信，并且爱自己的母亲也写了好多话，听说不久就要寄来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然而都过了将近四个月了，信还没有到他手中。以前妻子张幼仪不时有短信安慰他，然而自从他自发游欧以来，竟然也不给他写信了。
徐志摩觉得自己实在可怜，家人能否体会得到呢？虽然父亲早已许诺他让张幼仪出国和他团聚，可是到现在为什么还不见她的身影呢？徐申如已经打算让张幼仪跟着一个熟人同去伦敦。可父亲的话，一直没有兑现。徐志摩觉得冬渡重洋，是极安全和方便的，他催促父亲赶快把自己切盼的张幼仪送来。还有，他想他的欢儿已经快3岁了吧。可是等他回去的时候，他的欢儿未必能认出他来。他答应不久就给家里寄一张相片。
徐申如对儿子的离美赴英非常震怒，可是鞭长莫及，只能对儿子报以沉默，使他到英国两个月得不到家里的一纸消息。让徐申如颇感欣慰的是儿子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徐志摩细诉衷肠，凄楚可怜，又一次求父母让张幼仪出国与他团聚。这番亲切的话语打动了申如夫妇，他们于是决定早些送张幼仪出国。儿子的孝顺也让申如夫妇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