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因为好像泰戈老在《飞鸟集》中说过，只有在爱这世界的时候才是活在这世界。徐志摩真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能爱他在今天所见的中国，但事实上却不可能。
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人在这种景况下，精神上没有办法不受影响；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恩厚之信上所流露的厚意和期望一入徐志摩的眼帘，就使他深感痛苦。他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恩厚之和泰戈尔身上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徐志摩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没有保障的。绑票已几乎蔓延全国，抢劫更不用说了，法律形同虚设。上海生活味同嚼蜡，有时更是可恨可厌，但要拂袖他往，却是难于登天。原因很简单：现在根本无路可逃，所以大伙儿都在这里搁了浅，实在有身不由己之感。
6月29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谈到了泰戈尔的近况。
这段日子徐志摩因老戈爹重临上海这个预料不到的喜讯而欢欣鼓舞。老戈爹和他的一行人是3月19到的。他跟禅达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然后继续赴日本和美国。在归程时，他们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两天，6月13日回印度。美国之行对老戈爹的健康十分不利，他比以前更感到疲弱。除了旅途劳顿之外，这次外出对于他并不是事事如意的，他有些生美国人的气，同时因为缺少恩厚之在身心两方面给他的照顾，所以倍觉凄寂。徐志摩和泰戈尔谈了许多关于恩厚之的话，听到诗人无限温情的言语，使徐志摩不胜感动。在他说话时，徐志摩见到他眼中蕴着泪水。徐志摩认为没有一个人比恩厚之更了解、更爱护和更会照顾泰戈尔，即使他的同胞也不及恩厚之。徐志摩说，要是恩厚之亲耳听到泰戈尔提及他的话，他会感到喜悦的。泰戈尔说：“厚之是个伟人，他有个伟大的心。我对他怀有最大的爱念和敬意。说起来不免惭愧，但事实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他对事情的体会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他在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他的荦荦大才结合起来。在他身上我寄以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由于不能在旅途上从加拿大转往英国，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切盼和他见面，享受重聚之乐。你一定要写信把我亲切的思念传递给他。”
徐志摩告诉恩厚之，泰戈尔会再见他的，大概在冬天。虽然他身体衰老，但还是努力不懈地写他的讲稿，盼望准时完成，赶上冬天牛津大学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他对徐志摩叹道，“我要努力工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赶快完成我的工作，我发觉自己还有要讲的话，这是值得高兴的；不过，讲话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在未死之先亲身作这次演讲。我的讲题是‘神圣的人格’。你会看见我演讲的内容在灵感和智慧两方面都不会是空洞贫乏的。”由此可知泰戈尔对这个任务是心情舒畅的。徐志摩真盼望他一回到印度就恢复健康，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启程赴英了。
泰戈尔在上海见到一些老朋友，胡适和蒋百里都在内。泰戈尔因梁启超的早逝无限伤怀，也因张君劢就在诗人旅沪时不幸被人绑架而深感难过。徐志摩认为恩厚之会很难相信这些事情竟会一一发生的，但却居然发生了。那个两袖清风、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学者，去年还要出卖他的书籍，就是他仅有的财产，才能维持家计，而他却的的确确遭遇这场历时足足三周的无妄之灾。在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囚犯所过的生活更坏上数倍。所以，若问中国现况如何，这是多余的问题了，因为连干绑票这一行的人，也这样史无前例地不把“盗亦有道”作为一种行规遵守，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许多事情上，中国的情况还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说，这半年来他差不多是完全疲塌不振了。说差不多，是因为他虽然没有什么天赋之才，却也帮忙筹备了第一次的全国美术展览。这也是他在个人事务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徐志摩从达廷顿和山迪尼基顿带回中国的远景和朝气，如今已日渐销毁，凄然无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个机能失调的社会被邪恶的势力掳掠殆尽。整个中国没有一处治安是有保障的。自从张君劢遇掳这件可怕消息传出来后，徐志摩的父亲惊惧万分，正在认真考虑举家迁离上海，前往像青岛这一类比较安全的地方。但难道这是应付人生的办法吗？所以，徐志摩说，恩厚之不能怪住在中国的人天天不做别的而只会喊苦。另一方面，他也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一下子就对事情存着拉倒的态度，只是时刻渴望寻找机会一走了之。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9节 创办《诗刊》
1931年1月20日，《诗刊》由新月书店正式发行。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主编徐志摩的《诗刊·序语》。
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预告中曾经提到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诗刊》。那刊物就是现在这份的前身。在那时候也不知哪来的一阵风忽然吹旺了少数朋友研求诗艺的热，虽则为时也不过三两个月，但那一点子精神，真而纯粹，实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纪念的。现在他们这少数朋友，隔了这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想再来一次集合的研求。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
第一，他们共同相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同时这前途不是容易与平坦的，需要很多人共力去开拓。其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过的声音，由此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或许影响到人类的终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或许可以开成千百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再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种艺术。艺术精进的秘密当然是每一个天才独自的致力，各自弄出光荣的创例，但有时集合的纯理的探讨与更高的技术的寻求，乃至根据于私交的风尚的兴起，往往可以发生一种殊特的动力，使这一种或那一种艺术更意识的安上坚强的基筑，这类情形在文艺史上可以见到很多。
因此徐志摩他们这少数人的天生爱好，与希望认识诗的朋友，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谦卑的邀请国内的志同者的参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小，但一直的向上；小，但不是狂暴的风所能吹熄。记得古希腊的阿伽门农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帕南苏斯群山的山顶共同点起燎天的烽火，照出群岛间的雄涛在莽苍的欢舞。对着渺茫的未来，岂不也应有同样光明的指望？
徐志摩说，欣幸的是他们五年前的旧侣，重又聚首；更欣幸的是他们又多了新来的伙伴，他们的英爽的朝气给徐志摩不少的鼓舞。
徐志摩声明，《诗刊》创刊号上的稿件的征集是陈梦家、邵洵美、徐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孙大雨、邵洵美、徐志摩负责的；封面图案与大体设计是要感谢张光宇、张振宇与邵洵美。
关于稿件，徐志摩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闻一多的《奇迹》真是个奇迹。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40节 天教歌唱
1931年8月，徐志摩的《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自己写了《〈猛虎集〉序》。
在诗集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果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徐志摩说，他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一行行写下来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的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徐志摩说他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徐志摩记得他印第二集诗时曾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转眼间四个年头已过去了，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但事实是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徐志摩看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的作品，他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他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自己的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