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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一个知心好友对他说，在以前的日子里，正因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为他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他的压在内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徐志摩就借文学来发泄他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他的写作得到赞许，他就自以为确有相当的创作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实在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他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他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他的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他就会发现他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烦闷。他只是对他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说他对文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正的热心。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用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文艺创作界、学问界，全没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问在他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他、逼着他、督着他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到不可琢磨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最关键是那无形的推力或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文学、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也不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在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如果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是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看来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专门学者中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星星的运动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他们的劳力是否有认识，他们被无形的推力的魔鬼蛊定了。
他的朋友说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徐志摩可以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他也许经历过灵感，但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虚幻认作真实。至于思想与真实学问，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做学问需要有原动的好奇心和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正的思想家，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自古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紧迫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他们的一点心灵水远在他们设想的问题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
他的朋友说他没有这种惨烈的情形吧？他的心幕上可能有思想的影子，但也许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印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一来，他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骗不到底时就得忍受幻灭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了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他的朋友最终说：“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2节 再剖
徐志摩说他现在的苦恼就像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感觉，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腥腻从食道里往上翻，喉关捏着住、逼着、逗着，不给人痛快。徐志摩写的《自剖》就像是吐出来的几口苦水，过后只是更难受，更觉着往上冒。他想要孤寂，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里、牢狱的暗室里——再没有外界的逼迫或引诱，再不需计较别人的意见、喝采或嘲笑；当前惟一的对象是自己：自己的思想、感情、本性。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隐遁，赤裸裸的听凭自己察看、检验、审问。这时可以放胆解去自己最后的一缕遮盖，袒露自己最自怜的创伤、最掩讳的私亵。那才是痛快一吐的机会。
但徐志摩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他有那样的机会。白天太忙（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夜间，静是静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他真羡慕台上放着的那块唐砖上的佛像，他在莲台上瞑目坐着，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而自己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有鞭子下来，躲避；见好吃的，垂涎；听声响，着急；逢着痛痒，恼怒。我们是鼠、狗、刺猬、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哪里有工夫，即使有心想亲近自己？哪里有机会，即使想痛快的一吐？
前几天也不知经过几度挣扎，徐志摩才呕出那几口苦水，这虽然难受，但多少总算是发泄。事后他觉得愧悔，因为不该拿一己的苦闷，强迫读者们陪他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恶味。他承认这完全是他自私的行为，不敢奢望宽恕。他惟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他自己的肠胃里呕出——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他不曾期望同情，他只要朋友们认识他的深浅；他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形成虚拟的期望；他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及早解卸他本不该扛上的负担。
是的，他还得往底里挖，往更深处剖。
最初他来编辑副刊，他有一个心愿。他想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他的读者们，他心目中的读者们、这时代的青年们。他觉得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他的空隙，他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他要在自己的情感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在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配版、付印、拉稿，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他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因为它不仅是机械性的任务。由于《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徐志摩说《晨报》成了他的喇叭，从这里他自由地吹弄他那古怪的不协调的音调；它又是他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他古怪的不协调的形状。徐志摩说他也决不掩讳他的原形：“我就是我。”他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就是一篇供状。他的经过、深浅、偏见、希望，他都曾经再三的声明，可能读者早听厌了。但初起他有一种期望是真的——期望他自己。也不知那时候为什么他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他宣言他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他相信自己的热心（不是知识）多少可以给他一些对敌力量的。他想拼命它一天，把自己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碾，锯齿下去拉，——他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徐志摩才可以期望他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得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他的欢喜、惆怅、迷惑、伤悲，就像是你自己的，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态，——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虚影。
并且他当初也有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有他崇拜的德性，有他信仰的原则。有他爱护的事物，也有他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爱心与同情的、光明的、真的、健康快乐的、生命的、方向走，往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这些是他那时的一点“赤子之心”。他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什么都是病象。他不是医生，不会治病；他就有一双手，趁它们还灵活的时候，他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但紧接着他的狂妄的招摇，我最敬畏的一个前辈梁启超（看了他的吊刘叔和文）就给他当头一棒：
……既立意来办报而且郑重宣言“决意改变我对人的态度”，那么自己的思想就得先磨冶一番，不能单凭主觉，随便说了就算完事。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一时的兴奋，是无用的，说话越觉得响亮起劲，跳踯有力，其实即是内心的虚弱，何况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教一般青年看了，更给他们以可怕的影响，似乎不是志摩这番挺身出马的本意！……
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这一喝这几个月来就没有一天不在他“虚弱的内心”里回响。实际上自从他喊出“迎上前去”以后，即使不曾撑开了往后退，至少他自己觉不得他的脚步曾经向前挪动。今天他再不能容他自己这梦梦的下去。算清亏欠，在还算得清的时候，总比窝着混着强。他不能不自剖。冒着“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的危险，他不能不利用这反省的锋刃，劈去纠着他心身的累赘、淤积，或许这来倒有自我真得解放的希望？
想来这做人真是奥妙。他相信我们的生活至少是几重性的。看得见、觉得着的生活是明显的生活，但同时另有一种生活，随着知识的开豁逐渐胚胎、成形、活动，最后支配前一种的生活。好比是我们投在地上的身影，跟着光亮的增加渐渐由模糊化成清晰，形体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