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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他守旧、顽固、“太迟”、“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也无法相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遇到的批评太多了，六十年的生涯里他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是在冲锋与奋斗。但他奋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他主张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诗人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诗人又有什么关系？
徐志摩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泰戈尔虽然常被授予神秘的徽号，但事实上他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人，是最近人情、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也要人道的温暖与安慰，尤其是中国青年的。“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泰戈尔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正当初夏时节，徐志摩陪他游览了法源寺。法源寺是北京名刹之一，以丁香负盛名。徐志摩诗兴大发，曾在树下做诗一夜。为此，梁启超写了一个极能表现徐志摩性格的联语赠给他以纪念此事。“—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泰戈尔不久欣赏了齐白石等在凌叔华家举行的北京画会。在这次茶会上，徐志摩、陈西滢认识了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
黄昏时分，列车快要启动了。泰戈尔从车窗向送行的人们双手合十，频频致意。徐志摩则没有伸出头去挥手告别。他铺开纸笔，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倾泻在白纸上：“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他正在给她写信，尚未写完，车就开始蠕动了。他想向林徽因告别一声，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胡适大声喊道：“志摩哭了。”恩厚之见徐志摩太伤感，一把把他的信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在这之前的几天，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离别的痛苦时时折磨着徐志摩，终于发泄了出来。
在太原，泰戈尔的目的是寻求合作，推行他在印度已经实行的农村建设计划。山西的阎锡山当即表示赞同泰戈尔的计划，并许诺晋祠一带的土地给泰戈尔、徐志摩做试验基地，让山西教育厅厅长冯司直具体承办。
5月23日离开太原，泰戈尔和徐志摩沿京汉路南下到汉口，取道长江直达上海。一路上，吟诗赏月，欢喜不尽。5月29日，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
泰戈尔在华演讲的主要内容，经整理辑录为《在华谈话录》，于1925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扉页上写着：“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20节 理想的“通信员”
送走了泰戈尔，却留下了牵挂。徐志摩因泰戈尔来华最兴奋的时期也过去了。
百无聊赖中，失意的徐志摩和张歆海相约到了庐山。在这里近一个半月，徐志摩有了和大自然倾诉的机会，同时也有了时间翻译泰戈尔的讲演稿和诗歌。
在一次散步中，张歆海又劝导起万分落寞的徐志摩来了。徐志摩整天的样子，让张歆海也不能欢欢喜喜。张歆海就对他说：“你这家伙，真是个情种，一刻也离不开女人的慰藉。一旦有了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女人，马上便才思泉涌，没有了女人，便整天失魂落魄。”徐志摩认真地说：“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
回到北京后，徐志摩就找到了凌叔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凌叔华已经有了心上人陈西滢，但浪漫的诗人徐志摩需要安慰、超越、倾诉。8月，在失恋的痛苦中，徐志摩开始与凌叔华通信达两个月，倾吐心中的悲伤和苦闷。
徐志摩在《致凌叔华》的信中提到，凌叔华说她生成就不配做大屋子里的小姐，听着人事就想掩耳朵，风声、鸟闹倒反而让她高兴，这也是一种说不出口的苦恼吧。像徐志摩这类常在外作客的，有时也想家。但等到回了家，就又想告假，他觉得那世界离他太远，太没有关系。就说他亲爱的母亲吧，她说话就是画圆圈儿，开头抱怨爸爸这样那样，接着就是本家长别家短，回头又是爸爸。徐志摩认为母亲的话当然不能不耐心听，并且有时也很有意思、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母亲的比喻与“古老话”就不少，有时也挺鲜艳的，但徐志摩在心里总盼望她那谈天谈人的范围稍为放宽一些。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他自己想开口说他自己的话时那才真痛苦呢。在父母等听来他的话全是外国话，他们如果不称徐志摩疯癫，他会觉得他们很替他留面子了。结果徐志摩本来一肚子的话也就咽下去了。比如在1923年八九月，徐志摩在家里被父母硬拉住了不让走。徐志摩只得恳请到山脚下鬼窝庐里单独过日子去。那一个来月，倒是挺有出息的，自己还享受，看羊吃草，看狗打架，看雨天露蒙里的塔影，坐在“仙人石”上看月亮，到庙前听夜鸮与夜僧合奏的妙乐，再不然就去戏台里与寄宿的要饭大仙谈天——什么都是有趣，只要不接近人，尤其是体面的。说起这一时庐山才真美哪，满山的红叶，白云，外加雪景，冰冷的明星夜，各种的鸟声，也许还有福份听着野朋友的吼声。这真令人神往，至少他小部分的灵魂还留在五老峰下栖贤桥边。那边靠近三叠涧，有一家寒碧楼是一个徐志摩的同乡，他忘了是谁的藏书处，有相当不俗的客时，主人也许下榻。假如他们能到那边去过几天生活——只要多带诗笺书纸清茶香烟，抛开整个的红尘不管不问，岂不是神仙都妒羡！
徐志摩承认，一对凌叔华，他的话就多了。他说：“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的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教给我的，多谢你。”徐志摩也会给他人的写长信，但总觉得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凌叔华就不同了，“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徐志摩认为写家信最难，比写考卷还难，提着笔就是不知写什么好——除了问候他妈妈便是问他爸要钱！
徐志摩把给凌叔华写信当做一种情感的自由抒发，两人在书信中也能心心相印，沉静的凌叔华真是一个红粉知己。
在给凌叔华的另一封信中，徐志摩非常感谢有着纯粹的慈善心肠的凌叔华答应经常做他的“通信员”。他说：
你肯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我唯有泥首！我单怕我是个粗人，说话不瞻前顾后的，容易不提防的得罪人；我又是个感情的人，有时碰着了枨触，难保不尽情的吐泄，更不计算对方承受者的消化力如何！我的坏脾气多得很，一时也说不尽。同时我却要对你说一句老实话。××，你既然是这样的诚恳，真挚而有侠性。我是一个闷着的人，你也许懂得我的意思。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我曾经写过日记，任性的泛滥着的来与外逼的情感。但每次都不能持久。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是超人，那就是不近人情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