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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态度就消极。这是在自然传递下的情况。假若再传到第四人，规律还是一样，他的态度比第三人更加消极。总结下来，纵使关系不停传递，办事的动力却一层层衰减，变得越来越应付了事，越来越像走过场。对于丙而言，甲（原始委托人）纯属于陌生人，无论甲、乙两人关系何等亲近，甲和丙的关系都不可能比和乙更亲近，因为丙只认识乙，不认识甲。未曾谋面，能认真吗？能办事完全看在乙的面子上。因此，丙帮甲办事时的精气神儿，超不过帮乙的情形。至于丁、戊……的态度，就一个比一个更消极。这就是关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传递衰减现象。托来托去，最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关系传递一次，效率究竟衰减多少？加速的速率是多少？
根据作者对有限样本的观察统计，在自然传递条件下，假设没有利益驱动，关系传递一次后，效率衰减大约一半，成功率也降低一半，这里模糊地表述为50％，当然这只是近似值。继续推理，关系转托一次成功率，大约相当于直接认识人效率的50％；再转托，再衰减，效率只有（50％）2=25％；转托第3次，只剩下（50％）3=12。5％。这是一个估计近似值。
关键是，当事人托人前那一瞬间的思维也依赖粗略定量，托还是不托，基于当事人的模糊计算。人们总是先估计某条线索成功的可能性，判断可行，然后选择委托的关系链。譬如，有人翻盖旧屋要办手续，他决不会向一位毫无路子的人委托此事，他会找建委式房产局的人。期望值为零的事情不会开启委托，毕竟欠人情于己不利。又譬如，办“农转非”肯定首先要找公安方面的关系，而不会是找医院方面的关系。所以，“万一”的事情没人做，“百里挑一”的也没人做。一般来说“十之其一”也就是10％概率的事情有人做，而且是多数人会做。10％也就是大约三次传递后的成功率（12。5％），它意味着还有可能性。对于一般人来说，事情辗转三次以后还办不成，基本上属于没指望。不如改弦更张，另寻门路。改弦更张本身，反映了传递的前景是有尽头的，这种思维方式不打算追求无限，也无能力追求无限。这是关系网的局限，关系网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管理的极限仅仅是一个小社区和小行业，它的人口规模是由三至四次传递到达的人口规模，正如上面谈到：这大约是50万人口。考虑到估计衰减率估计值的误差，更谨慎地说应该处在30～70万人口之间。一个完全靠关系运作的社会，人口至多30～70万人口。
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作为一种由家族主义文化蜕变而来的开放网络，关系网运行依赖“面对面”的相处，“面对面”是关系网的支柱，也是其运行的引擎。搞关系开口闭口不离见面“应酬”，一旦抽掉“面对面”，关系网运行就遇到障碍。俗语说：“人一走，茶就凉”。人走了，没了应酬，所以凉了。以上述甲、乙、丙三方为例，丙与甲因未曾谋面，所以缺少“面对面”基础，替甲办事的信念和做法都有障碍，效果必然衰减。这还仅就传递一次而言，若传递两次以上，困难就更多。常言道：“关系隔几层，办事不容易”。
怎样才能不衰减？
一是利益驱动。通常送礼物、红包，且礼分量足够。所谓足够，既看要办事情难度，也看事情对自己的价值。送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系转托的衰减，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民间也称这种办法为“金钱开路”。投下的金钱增多，就要盘算这趟办事的价值，不合算的事情没人做。
二是通过努力，变间接关系为直接关系，这叫“关系引荐”。只要牵涉重大或长远利益，譬如寻找官场靠山、投资办企业，上项目弄批文，就值得费功夫，把朋友关系弄成自己关系，然后求得办事不打折扣。此法与前法大同小异，都要请客送礼。不同之处，这种方法要经中间人撮合，大家“见面”。相反，前法不一定见面。前法基于送礼，此法却基于请客，还加送礼。同是请客送礼，道理不同。有见面，便开始“面对面”交往，相互关系在渐渐认同中发展。
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一）
按一般习惯，城市人口千万以上称特大型城市，百万以上称大型城市，50万上下称中型城市，20万以下称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区为限，不包括周边农村。
关系网的运作模式和兴盛程度都与社区的人口规模有关联，由于关系传递的衰减现象存在，关系系统的整合能力仅限50万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关系网的控制功能随即衍生两种趋势：一退出社会舞台，由城市公共体制（宪政和市场）取而代之；二转入50万人口以下的社区（譬如城区、街道、居民区）或者行业（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业、制造、服务行业）。
在50万尤其在20万人口以内，关系网可以从容地组织、控制城市社区生活，借能人口话说：“只要在本城，哪里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说：“在本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现代市政体系非常艰难，主要阻力来自全城居民业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惯例制度。要推行现代城市制度的社团化、法制化，原有关系网络就会毁坏，这不仅改组原有居民互助体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人口超过50万后，关系网控制力就开始削弱，也削弱了人们托关系的意志。此时，城市生活出现关系真空，能托关系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不可避免要寻求一种新体制作为替代，而合适替代物只能是宪政体制——社团、法律程序和市场经济。城市越大，补偿需求越大。随着补充的宪政成分增加，它就与旧的关系网产生冲突。当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关系网体制就无可奈何的退出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正式规则。
这里，作者谈一谈对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时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为参照。本书主要是以这些南方城市城镇为观察样本写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厦门、佛山；
中小型城市：东莞、惠州、肇庆、汕头、潮州、江门、建阳、泉州、漳州、莆田、三亚。
上海
上海搞关系的风气相对最淡薄。有事找市场或找里弄，而非找关系，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态。普通上海人也有托关系的时候，频率比较低，不当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实权的权贵，搞关系的便利多于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当广大，即使老上海也觉得找关系很困难，以前的同学、相识、熟人平时很少来往，毕业工作后数十年杳无音讯。这个城市的巨大规模以及殖民地时代延续的市政传统，限制了关系网的潜力。在全中国，上海人最少诉求关系网，这个事实既起源于超大规模城市人口，也起源于租界的公共管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最健全，求助于关系的事务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权阶层，在北京营造关系网也不容易，原因同样是地方太大了，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熟人之间平时难得串门，“面对面”互动模式难以维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市民赖以做关系17种人——亲戚、同学、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后缺乏人际关系基础，这也决定了移民们营造关系网的困难。所以，在北京能够附着关系网生存的主要属三种人：权贵、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于小圈子。
但据作者观察，行业内以及大型机构内关系网运作盛行，而这些行业或机构人事规模相对很小，大约一万至数万人，很适合关系网运作。举凡人事晋升调动、生意合作、举办活动、传媒推广，许多都以关系网的方式运作。还有娱乐圈、传媒界已经形成了山头，产生了垄断人物，新人要出头，都须与之攀关系。譬如北京聚集数十万“北漂”移民，口号是“混在北京”。以娱乐圈为例，歌星影星与媒体、穴头、演出商、唱片公司、影视公司聚合成一个圈子，完全依靠关系网和帮派运作，人数在数万之间，属于关系网的实力控制范围。
广州
改革开放前，老广州可分成东城和西关两个区域。
西关聚集本地人，以商人、市民为主；东城主要聚集移民，以官员、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主。广州人擅搞关系的多半是老广州和老移民（定居二十年以上）。新移民也托关系，多半在老乡之间。新移民的事务辗转相托，最终多半落到老广州手里，因为他们的关系资源最丰富，且有实权。
三城市比较
看大局，三个特大城市都拥有基本健全的城市行政体系，拥有现代社团格局，居民生活的一般需求可以从中得到初步保障，不托关系也可生活，尽管质量差一点。现代制度可以保障底限的生活。与之对照，小城里的现代制度无法完全保障底限的生活，需要部分求助于私人关系。这三个特大城市有一共同特征，存在着人数众多的自然群体，他们很少或者基本不依赖关系网生存。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三城市有差别，他们尽管受私人关系网的挤压，遭受待遇不公，但基本生活无妨。这是与50万人口以下中小型城市的情形有根本差别，后者基本不存在抛却关系网的群体。越少拥有关系网，越被挤向城市的边缘。
深圳
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是近二十年间迅速窜红的大城市。二十多年来，这个新兴城市的，人口从数万历经数百万达到千万，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都市。对于研究关系学而言，这样的样本真不可多得，特别适合于观察一个新型关系社会如何兴起。
20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规模特别小，居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