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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经营中，商人必须“诚信守约”。“诚信”则是商业文化的道德基础，“契约”是商业文化的行为准则。徽商在“儒学”的指导思想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契约观念、诚信精神和法律观念。
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徽州人凡事皆以文字记录下来，以作凭据和查考的依据，一旦发生官司之讼，即可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使用。
徽州商人生长于封建礼法十分浓厚的山区，从小就受到宗族有关“安分守法”的训诲。保存下来的各姓族谱，首卷一般都列了“族规”、“家训”，其中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明示族人遵守法纪。因此，徽商的法律观念可以说自小就开始养成。伴随着商业经营的发展和扩大，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徽商的法律意识也是越来越强烈，他们善于利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
休宁无名氏商人手抄本《士商十要》中把守法作为“十要”之首，他说：“凡出门，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投钞不可隐漏，诸人难以挟制。此系守法，一也。”这说明徽商是极其重视用法律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
徽商代表人物程正奎，歙县临河人，生于明成化年间。当他幼小时，其父便让他读书，想让他日后参加科举走仕进之路。然而，当他正准备参加考试时，他父亲却病倒了。家中没有人主持门户是不行的，程正奎是长子，于是他不得不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家庭生活状况，他毅然出外经商，辗转到江浙一带经营盐业。由于他读过书，熟知善贾之道，能很好把握义利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盐法非常熟悉，能够根据盐法的规定而灵活经营，所以生意越做越活络。没过几年，就成为江浙一带的大商人。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合法经营是国家对从商者起码的要求，也是商人自爱、自律的基本准则。尽管时代不同，法的内涵和所维护的利益也不完全一样，但作为商人观念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则又是古今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徽州商人的法律观念，在今天依然有可取之处。
有句经商谚语说：赚钱无定法，经营要守法。商人经营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触犯法律。这是一个经商原则。然而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商人也常常遇到种种法律规则与经营目标发生冲突形成两难的情境，这时，如果不在法律的尺度之内经营，必然会自食苦果。
在中国改革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庄”的天津大邱庄在中国家喻户晓，禹作敏就是“天下第一庄”的庄主。禹作敏善于把握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成为最大的获利者，都带领所在村庄迅速致富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1985年，禹作敏说了这样的四句话：“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禹作敏只顾抓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政治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包含在政治领域的法治观念、精神文明等，需要大力的促进与学习提高。这就为他后来试图抗法阻碍执法埋下了隐患。最后，走入了他的最后归宿——监狱，并于1999年深秋在狱中死亡。禹作敏的悲剧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
河北首富孙大午身陷囚囹一事在社会上闹得纷纷扬扬，由千万富翁沦为阶下囚，很多人为他抱打不平。其实他的遭遇也与未能守法经营有关。
孙大午是大午集团的创办人，公司从1000只鸡、50头猪起家，至今已发展成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 、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过亿元。
2003年7月5日，孙大午被河北省徐水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逮捕入狱。10月30日，孙大午案在河北徐水县法院开庭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大午集团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大午集团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多万元，涉及611人。由此，徐水法院认定大午集团及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徽商经营之道（上）以德治商以信接物（5）
有人说：孙大午被抓，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与地方政府关系闹得非常僵。企业发展要用钱，而从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又贷不到钱，于是走上“非法集资”的道路。抛开这些行政因素不谈，孙大午落入今日的局面，其自身的确也有不合法律行为的原因。
还有的老板自己不出面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却叫下面员工去做黑道赚钱之事，并说“出了事，我全部兜着！”更有甚者，专门组织“智囊团”，研究“歪门邪道”赚钱之道。有句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老板迟早会出事。能战胜私欲的经营者，才能促使事业兴盛繁荣。因此要摆正自身的位置，时刻惕厉自己不要偏离人间正道。5择人任势，用人之长
徽商之所以能在商界纵横驰骋400年，与他们知人善任、拥有正确的人才观念是分不开的。清代徽商王茂荫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同时，他又说，一个商人业主纵然“有资本巨万”，如果用人不当的话，“不数年而覆者矣”。商业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商业经营的成败。
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刁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唯独刁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
徽商用人，大多遵循知人善任、因材器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促使各人各尽其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才能。
徽商胡雪岩在用人上颇有裁缝量体裁衣的细心。他经营钱庄“知人善任，所有号友皆是少年能干，精于会计者”。办胡庆余堂药店，重金聘请长期从事药业经营，熟悉药材业务，又懂得经营管理的行家担任阿大（经理）；聘请熟悉药材产地，生产季节和质量真伪优劣的人当阿二（协理），作为阿大的副手，负责进货业务；还选取熟悉财务的人担任总账房。
以上三种人被列为头档雇员，称“先生”，他们能写会算，懂业务，善经营，属于穿长衫的“白领”；因而一切待遇从优。先生以下，是被称为“师傅”的二档雇员，他们略懂药物知识，会切药、熬药、制药，实践经验丰富，是穿短衣，在工场劳动的“蓝领工作者”，工资待遇低于先生；师傅以下是末档帮工，他们是临时雇来的，主要从事搓丸药等简单的劳动，计件付酬。由于分工明确，职位相称，酬劳合理，胡雪岩的钱庄、药号运转灵活，相互协调。
此外，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非常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阿二”千里迢迢到东北采购大批药材。可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杭州后，药号“阿大”见人参质量不如往年，价格却比过去高，就埋怨阿二不会办事。阿二以质次价高是因为边境有战事之故而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
胡雪岩了解情况后，留他们吃饭，并特意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货源短缺的困难时期为胡庆余堂采购到大量紧俏的药品。用这些话打动阿大的心，让他也向阿二敬酒，两人一笑泯怨怒。
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阿大怕这样做有了两个阿大会坏了店规，胡雪岩说：“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胡庆余堂便有了两个“阿大”，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更红火了。
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商场用人就得从做生意的角度去看人。在有些老板眼里，人人有其短，所以人人不可信，不可用。于是我们看到今日许多公司，或者任人唯亲，或者老板事必躬亲，其结局往往是管理混乱或者老板累死，手下闲死，事情办死。而在另外某些老板眼里，却能见人之长、用人之长。所以，一个企业是否兴旺发达，老板的眼光——识人、用人的标准起着决定性作用。
徽商大贾们往往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聘请代理人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自己只管大的经营策略的制定，或者坐镇总店。为徽商主持经营的代理人或副手，在具体的商业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店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如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开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都聘有专门经理从事管理，在具体经营活动上，经理不受雇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许翁自己则长年憩居乡间。因上下同心，配合默契，典肆生意非常兴隆。
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观是徽商经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能在激烈的商场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这种用人思想到现在仍是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徽商经营之道（上）以德治商以信接物（6）
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常对集团各级管理人员说：“公司里凡是你们能解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