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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Ⅱ 草山落日第三章 老干新枝，如何再起（1）
3。1 如何再起
1986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百年诞辰前夕，宋美龄特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我将再起》，副题为“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文”。然而外界不清楚蒋家生态结构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这篇文章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还以为只是一篇普通的训词文章或是应酬文字。可是比较敏感或是对蒋家内情略有体认的人，就会察觉到，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可能有什么问题存在，否则，明明“江山”都还是蒋家的，为什么会说“我将再起”这样的话？尽管宋美龄在文章中，对“我将再起”这个词汇做了若干说明。
蒋家在蒋介石死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正如本书前面所叙述的，以宋美龄的个性，她是一个十足的豪门千金，一直到老年时代，她的生活形态基本上都没有做过太大的改变。所以，她可以说对尔虞我诈的那种政治环境，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在她的家族之中，孔令侃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的一个对政治十分有兴趣的人。
蒋介石发病前后，传说孔令侃就曾经一再向宋美龄施加情感上的压力，希望蒋家给他在政坛上表现的机会。
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在大陆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够继承这项传统，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学识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脉关系，他当“行政院长”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是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就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他希望继蒋经国之后，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当时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有起飞的趋势，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子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的病情方笃，所以并没有机会让宋美龄提出来。但是，到了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党魁的人选问题，和蒋经国接任“总统”之后“行政院长”的悬缺问题，才又立刻浮现出来。
宋美龄在家族人情包围之下，向蒋经国试探，是否有可能延请孔令侃任“行政院长”，另外一些传言甚至指出宋美龄有意问鼎国民党党魁。然而宋美龄当时的这个想法，却在张宝树（国民党秘书长）等人以蒋介石刚刚去世，为了永怀领袖，所以将“总裁”的职位永远保留，而拟推举蒋经国为党的主席，在蒋经国人马的巧妙安排下，拥护宋美龄当党魁的人士，就失去了借口，因而师出无名。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那年的9月，便以医病为名，悄然赴美国。
最让政坛人士感到事有蹊跷的，是她几次赴美之后，似乎对蒋介石的忌日各项纪念仪式，愈到后期愈表现明显的疲态，许多政坛人士纷纷传言宋美龄蒋经国母子为了孔令侃有意“组阁”被拒，内心存有疙瘩。可是，到了1986年的时候，是蒋介石的100岁冥诞，蒋经国觉得这种时节，如果宋美龄再不回台湾到慈湖致祭的话，外界更会认为传言的确属实，将会引起外界更多的臆测。
基于这样的考虑，蒋经国叫他那时惟一尚活跃的儿子（蒋经国的大儿子孝文，身体情况仍然不佳，二儿子因为1984年的江南命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是幕后黑手，蒋经国不敢叫他去美国，以免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蒋孝勇去美国，设法把宋美龄给请回来。据说，宋美龄是在蒋孝勇孝心感动之下，才又悄悄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宋美龄是回到台湾来了，可是，就在回来不久后，也就是1986年的10月31日，蒋介石冥诞的当天，她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文章，文章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而且，早在大陆时期，她也曾经以同样的篇名，发表过几篇文章。
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却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惑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名义上选任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从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手“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度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是心存同意，但是，她又何尝有力量能左右蒋经国？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下篇Ⅱ 草山落日第三章 老干新枝，如何再起（2）
3。2 老干新枝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离开人寰。他的死，给国民党的统治阶级制造了长达五六年的内部权力斗争——所谓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兴起之初，宋美龄在当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个故事，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刻，去士林官邸，要求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并且对宋美龄女士表明其尊重的态度。
但是，宋美龄身边出主意的人，却给李登辉来了一个排头吃，让他在士林官邸的楼下，足足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见到宋美龄。
尽管如此，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的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还是得经过李登辉的批准。
宋美龄也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的现实性，她在前一次和李登辉晤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对李登辉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些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
当时的李登辉，在国民党核心人士的心目中，不过是趁时势而坐上“总统”宝座的，根本不是凭借在这个党的内部，经过漫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的权力整合，才换得的成果。所以，当蒋经国刚死，李登辉权力还不稳固时，包括“宫廷派”人士都认为，必须把李登辉定位为过渡“总统”，再加上宋美龄在国民党的十三全大会上，宣读了著名的《老干新枝》一文，这篇文章被视为是所谓的“宫廷派”人士全力反扑的宣言。然而，事实证明，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的效应，只延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这种效应的扩散，影响范围实在有限。主要的原因，乃是出在宫廷派人士不能和非主流人士有效结合，彼此之间的团结意识不足等等原因，始终无法凝聚整合成有力的集团，加上当时的“宫廷派”人马中，仍不乏像宋楚瑜这类出身宫廷却倒打宫廷一耙的“异类”。就在人人猜忌、人人自危的情境中，而宋美龄又不愿出面纠合同志。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宫廷派”在当时的权力争夺中，终于成为弱势团体，遭排出权力核心的命运。
尽管如此，李登辉对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并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反制。李登辉深知，宋美龄已经90高龄。他很尊重宋美龄，而且，宋美龄虽然有意在言外的表示，可是，本质上，宋美龄并未直接把文章的矛头对准李登辉，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宋美龄斯时有直接和李登辉对抗的动作出现。
何况，“宫廷派”势力仍然在台湾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权力尚未大统的情况下，不宜对所谓的“老干新枝”或者一切未经证实的事情，有太过度的反应。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搭机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ST》——信仰上帝——的书，充分说明宋美龄晚年完全心向宗教，无意政治的内心世界。宋美龄此一动作，把以往所有传说中的风风雨雨粉碎于无形。
下篇Ⅱ 草山落日第四章 士林垂暮，挥别蓬岛
4。1 日落士林
深宫垂暮，满庭寒鸦，落梅点点，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