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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着部分真理，日后对我很有用处。
同样，她为我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应该承认，这是他脱胎换骨以前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还在演变中，还没有发表他那别开生面、具有更复杂机件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诗作中，维克多·雨果还在思考，而不是象大自然那样，仅仅满足于引人思考。那时候，他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和盖尔芒特公爵对这个词理解的意思几乎一样：德·盖尔芒特先生常在盖尔芒特城堡举办盛大宴会，宾客们在纪念簿上签字后，总要再写一条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感想，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陈腐，太罗唆，就用恳求的语气提醒后来的人：“签上名字，亲爱的朋友，不要写思想！”然而，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喜欢雨果早期诗作中的这些“思想”，这在他的《历代传说》诗集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如瓦格纳的第二期作品中缺少“乐曲”和“旋律”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爱好不是绝无道理的。雨果的思想确实沁人心脾，尽管形式暂时还缺乏力度，但在思想周围，已经凶涌澎湃着无数的词汇和丰富的韵脚，这使它们独具一格，和别人的诗，例如和高乃依的诗迥然不同。别人的诗不时地闪烁着朴素的浪漫主义思想，更能激动人心，但却没有深入生命的物质根源，没有改变思想赖以存在的无意识的可笼统化的机体。因此，我从前那种只读雨果后期诗集的做法是错误的。诚然，德·盖尔芒特夫人只用了雨果前期诗作中的很少几句诗来点缀她的谈话。但是，正因为她孤立地引用一句诗，才使这句诗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初次听到或再次听到的诗句，使那些琳琅满目地镶嵌着诗句的诗篇也变成了磁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我的手拉向《东方集》和《暮歌集》。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非要在两天之内得到这本书不可。我诅咒弗朗索瓦丝的听差不该把我那本《秋叶集》赠送给他的家乡。我立即叫他去给我买了一本。我把这些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只有当我突然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引用过的、沐浴在她所给予的光辉中的那些诗句时，我才得到安宁。和公爵夫人闲谈，就好比从一个古城堡的藏书室里汲取知识，虽然都是些古书，残缺不全，没有我们喜欢的书，也不能使人增长才智，但有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资料，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一段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文章，以后，每当我们想起多亏那座美丽的城堡，我们才能知道这段文章时，会感到高兴。我们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巴尔扎克为《巴马修道院》作的序言或未曾发表过的儒贝①的书信，而夸大我们在那里度过的那种生活的价值，会由于一个晚上的意外收获，而忘记那是轻薄无聊的生活。
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这个贵族沙龙不是我想象中的沙龙，一上来就以它与其他沙龙的共性，而不是以它的特性使我感到震惊，但渐渐地，它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贵族领主几乎是唯一能象农民那样向我们提供知识的人；他们的谈话总点缀着土地、依然如故的城堡和古老的习俗，而对这一切，银行家是一无所知的。即使一个渴望跟上时代的最温和的贵族最终跟上了时代，但只要他回忆起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亲、叔伯父或姑姨婆，就会把他同现在无人知道的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今天如果有人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灵堂上一眼就会看出哪些做法违犯了惯例，尽管不会当面指出来。在葬礼上，当她看见有的女人撇开女人们应该参加的仪式，却混在男人中间，就会感到不快。至于罩在灵柩外的黑纱，布洛克可能以为只有丧礼上才能看见，因为丧礼报告上写着引棺索②，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记得小时候，在德·马伊—内斯尔先生的婚礼上，看见新郎新娘头上也蒙着黑纱。当圣卢卖掉珍贵的“系谱树”——布永家族的旧画像和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买回卡里埃③的画和新式家具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却因为受到一种狭隘的不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热爱的情感驱使，保留了布尔④制作的对艺术家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绝妙无双的家具。同样，一个文学家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他们的谈话，会把他们当作活字典看待（饿汉不需要饿汉作伴），那些日益被人遗忘的表达方式，如圣约瑟勋章式绶章啦，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⑤啦等等，只能在那些可爱的甘当历史保管员的人那里找到。一个作家在他们中间比在其他作家中间感受到更大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相信，过去的事物具有一种魅力，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这样，作品也就成了死产儿，会使人感到厌倦，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很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这样讲的。”此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贵族们都是用纯正的法语交谈，故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当公爵夫人听到圣卢使用“梵蒂岗的”、“宇宙的”、“特尔斐城的”、“过分卓越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时，完全有理由哈哈大笑，就象她看见圣卢从宾格⑥家具店买来新式家具时开怀大笑一样。
①儒贝（1754—1824），法国道学家，他的《书信集》以文体和思想的简炼而著称。
②法语中，“棺罩”（一般是黑纱）和古代天主教婚礼上新郎新娘罩在头上的“纱巾”是同一个字。引棺索是牵引灵柩的大绳，系在棺罩的两端。
③卡里埃（1849—1906），法国画家。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
④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木器匠，是国王和王室最重要的家具供货人。
⑤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即被许给圣母的孩子，可以得到圣母的保佑。
⑥宾格（1838—1905），法国收藏家。是新艺术风格的鼓动者。
不管怎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听到的那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和我在山楂树前或在品尝马德莱娜甜点心时可能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暂时加入我的躯体，但仅仅是肉体上的占有，似乎迫不及待地（群体地，而不是个体地）想离开我。我在马车上焦躁不安，就象是古希腊的一个女预言家。我盼望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可以变成X亲王或德·盖尔芒特夫人，把那些故事讲给他们听。而现在，我跃跃欲试，微微颤动嘴唇，模糊不清地讲着故事，思想被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离心力拉走，我想把它拉回来，但白费力气。尽管我大声自言自语，以解无人同我说话之闷，但我仍然焦躁不安，如坐针毡，觉得独自一人再无法承爱这些故事的压力了，就在这种心情下，我按响了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门铃。一个仆人把我带进客厅。我在等待的时候，心里一直在自言自语，重复着我要对德·夏吕斯先生讲的活，至于他要对我说什么，我几乎想都没有想。我心神不安，因此根本没有注意客厅的摆设。我多么需要德·夏吕斯先生听我讲那些故事，因此当我想到主人也许已经睡觉，我也许得回家独自平息这想说话的狂热时，我顿然如冷水浇头，嗒然若丧。因为我刚才发现我已等了二十五分钟，人家可能把我忘了。可是，尽管我在客厅里呆了很久，却对它毫无印象，就知道它很大，暗绿色，有几张画像。渴望讲话的想法不仅妨碍了听，也妨碍了看，因此，对外界不作任何描写，就是对内心状态的最好描写。我正要离开客厅，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如若找不到，我就设法找到通往前厅的路，叫人给我开门：我刚站起来，在拼花地板上没走几步，就见一个仆人神色不安地走进来：“男爵先生一直有客人，”他对我说，“都是事先约好的，还有好几个人在等他呢。我尽量让他接见先生，我给秘书打过两次电话了。”
“不必麻烦了。我同男爵是事先约好的，但时间太晚了，既然他今晚上很忙，我改天再来。”
“噢！不，先生别走，”男仆大声说，“男爵先生会不高兴的。我再去试试。”
我想起曾听人谈起过德·夏吕斯先生的仆人，说他们对主子忠心耿耿。虽然不能完全说他和孔蒂亲王一样，不仅想讨好部长，而且想讨好仆人，但他却善于把要仆人做事当作一种恩宠吩咐下去：晚上，仆人们聚集在他身边，但离他有一段距离，他挨个儿地把他们扫视一遍，然后吩咐：“瓜涅，蜡烛！”或者“迪克雷，衬衣！”这时，其他仆人就会咕咕哝哝地退下去，对那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幸运儿不胜羡慕。而那两个仆人彼此憎恨，都想夺走对方所受的恩宠，如果男爵上楼比平时早，他们就找个诸如送信之类的借口上楼去，拿蜡烛的那个希望今晚上能拿衬衣，拿衬衣的那位希望能拿蜡烛。如果男爵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一句与差事无关的话，尤其象冬天在花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一个车夫患感冒，十分钟后对他说：“把帽子戴上”，那么，其他人就会嫉妒这个受宠的车夫，半个月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呆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象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象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