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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赶拍。
这种做法恰恰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正常的作风习惯。
另一方面，与好莱坞奉行专业分工、各司其职，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影人则擅长全职多能、集体创作。
比如陈勋奇、徐克、许冠文、王晶等导演都是经常身兼监制、导演、主演、配乐、武术指导数职于一身。
同时，香港尽管也有不少以导演强势创作著称的影片，但是自麦当雄开始流行监制主导创作以来，许多大制作的香港电影都是由集体创作完成的。
在香港，领衔主演的明星通常身兼几个片约，档期有限，所以剧组人员就不眠不休的奋战赶拍。而内地则是一部戏一个档期，进入剧组就不再签其他片约，直到演员杀青。
而香港的电影导演开拍前只有故事大纲，开机后只能等编剧把当天要拍的剧本传过来，当年程小东拍摄《倩女幽魂》、刘伟强拍《古惑仔》都要等徐克和文隽的“飞纸仔”。
但在大陆，剧本在开机前就已经敲定了，这样给了演员很多适应的时间，也同时加快了电影电视的拍摄进程。
由于香港武术指导的经验丰富、十分专业，王晶这样的导演经常只专注拍文戏，枪战武打追逐撞车的场面交由动作指导全权负责，这样，一部普通的商业片通常之用十几天就能完成。
如果是大制作，则会在武术指导这个组下面继续启用“子组”（第一组武指、第二甚至第三组武指）。
说到香港电影的这种工业特征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香港“新浪潮”风起云涌，不少新锐制片公司纷纷冒起，打破了邵氏、嘉禾的垄断地位，而邵氏经营多年的“东方好莱坞”片厂制度及风格亦由此逐渐没落。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呈现“三魁报春、百花齐放”的兴旺局面，从筹划到摄制再到公映收成本，电影工业流程更呈现出香港独有的迅速、机动、灵活、即兴的特征。
这一特征既为香港电影走向极盛奠定基础，又为香港电影的迅速衰落埋下伏笔。
若检讨香港电影衰落根源，创作过于即兴投机当是祸因之一。
昔日港片兴盛时，是档期等片的盛况：香港影人多是同时身兼数组戏，只管闷头拍就是，完全不必担心赔本。
即兴、灵活、迅速、投机的拍摄优势亦成为了香港电影产量剧增、质量骤降的重要祸因。
而如今不少影片即时早已排好也不能上映，需要耐心等待档期、小心拍期，稍有不慎就可能有赔无赚。
明星赶档期、编剧飞纸仔的情况只出现在少数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影人身上，而香港电影的产量也逐年缩小，由当年的年产两三百部，跌到2006年的年产三四时部。
【230】香港电影 ＇本章字数：308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05 19：46：23。0＇
香港回归以前，由于地方上对电影的审核制度宽松，且大多数电影的生产是为了给黑帮老大洗黑钱，但随着回归后审查力度的加大，香港电影的产量也随之缩小。
林飞从小就看香港电影，对于香港的那些电影明星，更是熟记于心，也曾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像他们那样，但随着成长逐渐放弃了，但是没想到现在误打误撞的居然能够和儿时羡慕的明星一样拍电影。
虽然曾有过不情愿，但听了徐铮和陈可心的话，林飞开始渐渐的喜欢起了电影，主要是被这些人感动了。
虽然香港电影是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模式，但是，在娱乐的内核，却散发着社会阅读的模式，而使得香港电影在影像中或多或少的对社会现实获得一点的认识与了解。
年少时，林飞也是从电影中得知了很多自己未曾触及过的东西，包括第一次打架，都想像陈浩南一样。
更何况，寓教于乐是中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而香港电影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跟内地电影几乎是相互融贯的。
如香港的多年以来的住房问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李晓导演的《危楼春晓》，到60年代的秦剑的《难兄难弟》，再到70年代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方育平的《狮子山下》系列，甚至是八十年代成龙的《警察故事》、九十年代张之亮的《笼民》等，都多多少少的反射出香港社会的住房紧张的问题。
又如香港的治安与黑社会问题的严重，也在不少的电影中出现，甚至警匪动作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之一，如《英雄本色》、《黑社会》等。
香港电影是香港社会现实的某种反射，因而也贯穿了香港人的重要精神面貌：乐观自信。
即使是在回归以后有了祖国这个“母亲”这个“大家庭”，即使是面临困境与挫折，这种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凝结的香港精神也被融入于影片之中，无论回归之前，或者回归后的作品中。
最近香港拍摄的电影，一直说要回归正宗的港片，林飞也看了几部，有些真的很不错，但有些就差太多了。
殖民地的历史是香港十九世纪以来的不可挥抹的痕迹，也虽然给香港带来了不少的伤痛，但是，不能否认这种殖民统治所带给香港的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而也使得乐观自信成为港人的一个重要精神面貌。
一久六一年，郭伯伟爵士担任港英政府的财政司，直到一九七一年。
在这十年当中，他推行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主要是认为政治家与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也不比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使得扣除掉通货膨胀因素，香港的实际工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月收入低于四百港元的家庭从百分之五十下降到百分之十六，更是使得香港逐渐形成了典型的现代社会态度，甚至港人以近乎藐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英国，认为英国经济的症结在于政府扶持难以存活的企业，导致进取精神的丧失。
再加上在政治上香港处于英国与中国的夹缝中，香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经济的迅速腾飞，更是使得他们相信多劳多得、相信明天会更好。
就如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发展，里面有好多的挫折和让人沮丧的时候和事件，但是有港人的不停地支撑着，使香港不屈不挠。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林飞记得在《麦兜故事》中，麦太一边练着体操一边唱着，尽管麦太是单身母亲，带着麦兜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她希望孩子出生后即使没有周润发、梁朝伟般的帅气也要有好的运气，她相信明天会更好而可以带着儿子到马尔代夫看蓝天白云，即使在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
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Miss Chen所教给麦兜他们的那首英文歌曲，《All 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同样是充满着阳光般的温暖与明丽。
至于麦兜，更是一次次的在挫折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的往前走着，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希望永远都比失望要多，而明天会更好，这是麦兜所坚信的，也是港人所坚信的。
即使是那个因为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阿金，在自助银行中她仍然不忘给予同样处于困境中的歹徒以教导乐观自信的港人精神，别的舞女因为长得漂亮而有不少的顾客关注，而阿金则以自己的独特的“醉拳”赚钱甚至敬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楼一凤，80年代的股市大跌，在陈可心导演的《甜蜜蜜》中就有所表现，再到90年代的北姑的纷纷涌入香港“淘金”。
以及亚洲金融风暴，虽然也表现出阿金的从“得意”到“失望”再到“叹气”的过程，但始终洋溢着阿金的乐观自信的香港精神，也从没有放弃希望－－影片最后的阿金得到了朋友偿还的钱，则是这个希望的具体体现。
香港电影很多时候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也是香港人的那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心存希望，明天会更好－－如果比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流动作电影，这种乐观自信的现代港人精神更加的明显。
张彻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六十年代的华夏国与香港天星轮提价所引发的港人暴乱对他的武侠片的影响，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主角的死亡为终结，如《报仇》、《刺马》等。
但到了吴宇森也深受张彻的影响，孩子这个未来的希望的象征则被一而再的再现于影像中，无论是《英雄本色2》还是充满暴力的隐喻的《喋血街头》，甚至《辣手神探》的高潮戏中穿插了救助婴儿的场景。
而到了刘伟强导演的“古惑仔”系列，黑帮英雄得以更加的年轻化的处理，且散发着自信的因素。
即使是在一些悲剧性的作品当中，也不乏这种乐观自信的因素，如张婉婷的《玻璃之城》，父辈的爱情在车祸中走向终结，但儿女一代却在不断的误会与消解中逐渐的走到了一起；《狗咬狗》是香港电影中少见的一部暴力、灰色的CULT作品，但最后出生的婴儿则给这个灰色的故事带来了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亮色。
杜琪峰在《枪火》中让五兄弟之一死里逃生，尽管整部影片散发着浓浓的死亡的气息，而到了《放？逐》虽然是让五兄弟逐一的断命天涯，但离开的妻子孩子则成为影片中明天的希望；即使是非常黑色非常悲剧的《非常突然》，影片最后六个警察与两名匪徒在枪战中同归于尽，但黄浩然所扮演的警察却因为之前的一次枪伤而逃过此劫，古圣人老子的祸福转化思想，成为影片的非常突然的死亡中的最后的希望。
林飞不禁感慨，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电影中所贯穿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