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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教授在文章结尾更加直指，是次机构投资者卖空后股价大跌和否认钱进潮来自信息产业部等事件，即可看成作为违法的诉因。在美国，美国证监会可透过听证决定不当行为谁属问题，并进行制裁，此时辩方必须向美国证监会提出解释或证明清白。
不过，因为在香港，因为没有辩方举证的规则，因此，这个事情，自然不了了之。郎咸平曾就这件事向香港证监会投诉，但得到的答复是香港证监会必须自行取证，太费时间费力。不过，郎咸平认为，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美国证监会的做法将有所不同，因美国证监会不用做出意图证明。
虽然这篇文章〃丝毫未能改变香港的监管现状〃（郎咸平语），郎咸平教授的名字，随着这一篇文章开始慢慢进入内地。
2000年12月，我刚到三联生活周刊任职主笔，主要写经济报道，我的同事另一位主笔高昱，正好提到了这个中移动暴跌的选题，本来想就此写一篇深度报道。我那时候因为和香港财经界有一些联系，知道有人写了这篇文章，千方百计找来一看，都不得不叹服，说得了，人家这是十年磨一剑的学院大家出品，洋洋洒洒七千多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通通破解了，我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这个选题就没有写了。但是对作者郎咸平的印象就非常深刻。
注意到这一篇文章的，不仅是媒体圈子的人。后来2001年夏，郎咸平因为炮轰德隆系成为财经界名人的时候，我在北京的财经界朋友之中，也经常有人会说，哦，这个就是写中移动被操纵的那个教授啊。因为那时候内地的整体财经报道水准还远不如今天成熟，因此遇到一篇有好的分析方法和特别的分析角度的文章，大家都会印象深刻。而郎咸平教授后来跟我回忆这篇文章的出台，也说毫无背景，就是看到这个事情的前后，他觉得气愤不已，就做了详细分析，然后整理成文发给《信报》，《信报》很快就刊用了。就像预料之中的一样，香港负责证券监管的的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于郎咸平这件事情上这样清楚的指责没有任何反应。而证券商，也从未公开回应。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炮轰券商操纵中移动股价（2）
有趣的是，被郎咸平教授这篇长文质疑的一名分析员，就是明星分析员张化桥。这位被郎教授批评的张化桥，和郎教授有一样事情相同的，就是都在香港法院被顾雏军起诉诽谤。2002年1月30日，顾雏军就曾向香港高院控告瑞银华宝及该公司董事兼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诽谤罪。张化桥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证券界，先后效力于东方惠嘉、里昂及汇丰证券，曾被权威机构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员〃。
同样在香港和郎教授一样以敢言著称；张化桥的风格同样是直率而张扬，肢体语言丰富。在谈起令他又爱又恨的中国民企时，他更加是喜怒形于色。〃当我发现我研究了几个月的上市公司的业绩竟然是通过作假得来的，我就会感到非常恶心，真想拿刀子把这些公司的总裁杀掉。〃张化桥同媒体记者谈起上市公司作假问题时甚至会这么说。
2001年12月12日，张化桥发给客户的电子邮件及此后的研究报告称，〃从顾（雏军）先生电话会议及接连的解释中，他似乎承认其产品并非如招股书所称，全部属于无氟类制冷剂，亦有异于管理层过去向投资者和分析员所讲的〃。当日，格林柯尔的股价比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2。65港元下跌13％，随后股价连续下挫，最低下跌到1。26港元。一直保持沉默的顾雏军，在2002年1月30日突然发力，向香港高院提交诉状，指张化桥的报告引用的话语和数据未经核实，存在恶意诽谤。
官司一度扰攘许久。到了2002年7月底，瑞银华宝、张化桥以赔偿30万港币的代价与顾雏军庭外和解。
2004年9月，当同样遇到顾雏军起诉诽谤罪之后，郎教授研究过顾雏军起诉张化桥的案例。起诉书指出张化桥报告存在对格林柯尔制冷剂的恶意诽谤；称顾雏军从未有发表张化桥在证券报告中所指的言论。更指张化桥蓄意漠视事实真相，且没有尝试加以求证，令格林柯尔和顾雏军的声誉受损。双方将矛盾集中在顾雏军是否曾说过某些话上。 因为那些话是没有录音证据的，所以当时形势对张化桥较为不利。
张化桥后来也因为对民企造假的揭露而声名大躁。据郎咸平自己说，和张化桥认识，不过没有什么深交。见面会打招呼，但是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接触。
事实上，郎咸平在香港和大多数金融业人士都是这样的距离和交情。〃其实，平时在（香港）的很多公众场合，大家都会碰面，不过大家都会很热情地打招呼，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不过，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要么不说，一旦在论坛上发言，只要是我做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我会坚持不懈地反复批评他们。当然，有一些投资银行会背后和认识的我媒体悄悄说，郎咸平的观点很荒谬，哈哈（大笑）。但是他们不做研究，根本无法反驳我啊。〃
不过，在香港，证券界很快就忘记了郎教授这篇倾注大量心力的文章，虽然很快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他们牢牢地记住了郎咸平这个名字。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深入案例超过五十个（1）
由于当时大争论发展迅速，我们都往往为形势驱动，没有时间就郎咸平的学术研究具体情况再做深入报道，在8月底和9月中旬，以及12月上旬，和郎咸平教授的三次见面我都有不断了解他学术研究的具体情形。在写作本书过程之中，我感到，他到底研究了多少内地的公司，又怎么研究的，用什么标准，其实对于这场大争论有着基础的意义
陆：你最近几份的研究结果接连引发出了财经热点乃至社会热点，大家很好奇，郎教授真正研究内地财经问题可能才三年，请问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
郎：这几年间，我深入研究的企业案例超过五十个。而进行大样本的分析就更多了，基本上包括全部的A股以及到香港上市的H股国企和民企。
陆：你是指所有的，一千多家的A股嘛？
郎：是的。所有的A股，因为大样本分析，就得尽可能穷尽目标对象，只是很可惜，做完这个庞大的基础梳理工作之后，我发现内地A股因为很多数据存在问题，而且各个企业的具体目的不一样，所以没有提炼到多少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反而是企业案例研究经常有比较引起各界关注的结论。
陆：哦，那么说，你还有很多研究报告没有发表。
郎：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企业研究完了，它的案例报告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所以我没有拿出来发表。
陆：这样的研究确实是很浩大，而且非常需要时间精力的。
郎：对，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来香港，都能看到我在办公室的原因。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替我完成了很多基础工作。
陆：这样的话，有没有研究不下去的时候？
郎：个别的公司会有的。例如某家著名的在香港上市的民企，我发现他公布的资料，根本和内地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有很大的出入，这样的公司，就失去了正常研究的价值了。
陆：有人担心，你研究中国企业的案例会不会样本时间不够长。又有经济学者说，研究时候的逻辑很重要，同样的数据，不同的逻辑会导出不同的结果。
郎：我是由这些上市公司能够找到的公开披露的第一天的数据开始研究的，绝对不是拍脑袋任意选择其中一段来说的。而且我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研究方式，只要你是使用和我同样的数据，是一定能够推导出同样的结论，完全可以重复和验证。至于逻辑影响的这种不科学的说法，我想这种经济学者做的实证研究太少，才会有这样的担心。
陆：请介绍一下你在香港的工作状态，是否像和内地那么多媒体曝光。
郎：2003年6月开始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开始写作〃郎评〃专栏，每日一千多字，探讨的都是很严肃的财经话题。以前在信报也写一点文章，但是不多。因为在香港写文章跟在内地写不一样，影响力大大不一样。当然，我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媒体关系，还有一点就是跟香港的整体文化有关，香港人觉得，一个人经常露面，是很威风的，至于你说的是什么，他们倒不是很关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香港媒体约我采访，我已经尽量推掉。但是很清楚的是，香港媒体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和了解程度，是肯定不如内地严肃媒体的。
陆：好像刚才美国之音要采访你，你也在尽量推辞。
郎：是的，因为他们又是要我谈国企改革，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了，他们自己看就可以了。我是学者，又不是娱乐人物，不需要就一个话题不断重复类似的内容。我现在回香港，就是休息，充电和做研究，其他应酬，一律可免则免。
案例研究有科学方法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深入案例超过五十个（2）
陆：这样来说，你到香港之后，学术研究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调整适应改变的过程？
郎：对，而且这个过程还比较长，也相当艰苦。1997年我已经开始进行案例分析，但是那时候水平还是比较普通，因为企业的案例需要积累，一开始也没有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和思路，因此花了三四年的时间不断积累才找到感觉。
陆：还记得你写的第一个亚洲企业案例研究是什么嘛？大概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真正找到了解读内地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