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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该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之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下”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明代的上下行信息汇总机构，是位居“大九卿”之一的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传下情，广朝廷之聪明”（《菽园杂记》卷九），职掌比宋代的银台司（皇宫收发室）更重要，抄报即由这个设在午门外的机关编纂。清代初年的抄报系统，沿袭明制，后来雍正帝搞了一个提升皇权的军机处，传报的枢纽也随之转移到设在皇宫内的军机处，但编发抄报的具体工作，则归通政司及附属都察院的六科主持。和唐宋相比，明清抄报的“新闻检查”大权，已经由中书、枢密提升到皇帝本人，什么消息“概行发钞，与众阅看”、“俾众其知之”，什么消息“不应抄传”或“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都由皇帝决定。如《东华录》里记有一则故事：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江南提督高其位上奏，道是当地原先闹蝗灾，后来飞来许多乌鸦，把蝗虫全吃光了，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会拍马屁的大学士张鹏翮等人建议将高其位的奏折登载在抄报上，并宣付史馆，以此彰显皇上英明，乃有“嘉瑞”。雍正帝的批语是：如果把飞鸦食蝗当做嘉瑞，那么蝗虫初起时又该怎么比附呢？“其发钞及宣付史馆俱不必行”。这段记录，又可见彼时抄报上一些重要消息的发布，多由内阁和王公大臣会议提议（当时军机处还没产生），最终由皇帝裁决。
由唐代到晚清，抄报在历时千年的传统中，自身形态也经历了嬗变。据孙樵《读开元杂报》介绍，最初的抄报是长条形的，到《红楼梦》第九九回描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里看邸报的情景，则是“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读到了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因知乾隆时代的邸报，已经是装订成册了。此变化反映了邸报内容的愈益丰富，甚至还有连载。但需要说明的是，京师诸衙抄录的朝报大多没有如此篇幅，因为依惯例，各单位都只摘录同其有关或相关的内容，欲打听其他部门的事，人在京师，渠道有的是，唯远在京外的地方机关，主要靠邸报了解京朝和全国动态，故不得不力求齐全。假使贾政仍在京师看工部衙门的抄报，就读不到薛蟠杀人的报道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曾来大清帝国访问，该团副使乔治·斯当东为向英国公众汇报这次访华的全过程，曾编写了一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中关于邸报部分，恰好为“红楼梦时代”的邸报内容提供一个大致轮廓：
邸抄在政府指导之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注很少登在邸抄上。邸抄上还登载一些全国发生的特殊事故，如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甚至于奸淫案件也登在内。登载后者的用意在防微杜渐，以儆效尤。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邸抄内容只限于国内事物，国外事物一概没有。
抄报为什么一直维持手抄的传统，清代咸丰皇帝举出三条理由，但在实践中处处相反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印刷技术长期位居国际前列，邸报的内容又是这样丰富，居然一直到晚清还维持着抄报的传统。《东华录》载，咸丰三年（1853）时，江西巡抚张芾曾奏请将邸钞改为印刷，发交各省，结果遭到咸丰帝痛斥，说他“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梳理咸丰帝坚持要维持抄报的理由，大致有三条：其一，刊刻报纸是“民间私设报房”的勾当；其二，各地方衙门传抄朝报是借此增广见闻，若由朝廷印刷出版，不啻是将抄报的性质提高到官文公牍的档次；其三，如列入这个档次，则邸报通过国家驿传系统向各地传送便成了“明份账”，势必大幅度增加驿传的开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各地方机关与京朝的公文来往，是不可能像抄报的“出版发行”那样频繁的。
这些理由在制度上都站得住脚，但在实践中却处处相反。
首先，抄报虽然不是官文公牍，但所载内容均为中央发布，实际上已成为古代机关和官员获取各种信息的正规渠道之一。古人文集的奏疏表状中，每每用“臣伏见报状”、“臣阅邸报”作为“入话”，可知他们通过抄报关心国事，并且引以为发表意见的根据，都是制度所认可的，这也正是抄报产生与存在的目的之一。即使涉及个人问题，也是如此。比如明代清官海瑞在其请求病休的上疏中，开篇即云：“臣近见邸报，皇上不加罪责，着臣以原官总督粮储……”（《告养病疏》）；又如徐光启为自己信仰西教传播西学的辩护书，也是从邸报所载有关部门的参劾文章说起：“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辩学章疏》）。即虽然原文矛头指向西洋传教士庞迪我，对徐光启则是影射攻击——从这个故事看，邸报还为广大平时没机会聚到一起的官员，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甚至是互相辩论的平台，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体制内的合法行为。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信息交流说内参（3）
其次，抄报的传递速度，实际上总是超过正式的公文运转。比如韩翃获知自己将调任中央，正式的任命书比邸报晚到；又如海瑞尚未接获调令，却先从邸报上得知了将换一个岗位的消息。再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南宋宁宗召四川制置使安丙赴京城临安（杭州）任相当于副宰相的同知枢密院事，安丙于嘉定七年（1214）六月二十日从广安乘船启程，八月十六日，人在途中，上面改了主意，宣布调任他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而安丙在二十一日抵达广德（今属安徽）时，通过邸报获知，因大为不满而“上疏力辞”。从命令发布于杭州，到他本人得知于广德，首尾加起来不过五天时间，这种速度，不通过驿传系统是不可能的。因知在一般情况下，驿传递送抄报的任务远比传递公文为多，中央也不可能不知道，否则安丙在没有进京觐见皇帝并正式接到任命之前就先交辞职申请，便成了毫无来由。
说到底，还是咸丰帝所述的第三个理由最称关键——中央不愿意由国家财政为邸报的发行与传送承担浩大的开支，而实际情形，则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台湾学者苏同炳在《明代的邸报》中，曾引录过明刊《保定府志》卷二六“减邸报”一段文字，使我们得知：当时的保定府每年往所属各县摊派七十二两抄报银，在北京雇人抄报。这个“保定版”的邸报，每五天一期，每期为十本复本，平均每本价值银七钱，都通过永定驿站或宣化驿站从北京送至保定，每月贴银一两。这十本邸报中，有四本是按期白送给保定巡抚、都察院、户部和工部的，领管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的保定巡抚，是保定府的顶头上司，其余三个都是中央机关。由此可知，京朝百司除了有本单位派人抄传的朝报阅读，还有内容更详尽的邸报可看，来源是地方政府“赠阅”，分摊给保定府的赠阅单位是都、户、工三个部院。送到保定的六本中，一本送兵备道（军分区司令），其余五本分给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等四个主要领导每人一本，还剩一本，大约是供“中层干部”传阅并给府属各县再抄传的。类似的资料，其他文献中也有披露，如沈榜《宛署杂记》历数各衙门向宛平县摊派的经费项目中，就有“抄报”一项。《雍正朱批》中，署理总督宜兆熊等给皇帝的汇报里，也有以“缮书”“抄报”为名目的年度经费开支银一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两，而一个布政司衙门“垫发”的抄报银，则是一千六百零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