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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身份证书说官告（4）
同样，国家对官员的处罚，也在告身与敕牒上体现出轻重之别，就地免职或撤职、革职，仅追缴敕牒而不涉及告身，这是轻的，如果连告身也要追缴，就是重的，比如《宋会要辑稿·职官》里有一例，“试秘书省校书郎冯正符追夺出身已来文字，递归本贯”，就是连敕牒带告身，全部退还，再递解回原籍，那就完了。唐宋时代官员犯罪，有“官当”之赎，就是用降低品级乃至取消官员资格来换取减免徒刑，这时候，告身又起抵罪作用。如《唐律疏议·名例》解释：五品以上的官员，一个官职可用官当抵徒刑三年，九品以上的官员，一个官职可用官当抵徒刑二年。假使有个五品官犯了该判两年徒刑罪，把告身拿出来当罪，就是抵罪后还有多余的官品，经过一年“听叙”（即“留官察看”），再换一个六品告身还给你；假如是拿五品告身抵当三年徒刑，就叫“用官尽者”，当完了，但仍可“三载听叙”，即察看三年，再“降先品二等”，就是还你一个七品告身；“若犯罪未至官当，不追告身”，等等，文繁不录。总之，犯同样罪行，有告身的比无告身的占便宜，告身高的比告身低的占便宜。一个人入仕后宦途顺利，家里会有不同品级的多道告身，需要时拿一个合适的告身去“官当”，必有瞻前顾后的许多技术性讲究，不处在那个时代，不精通当时的法律、政策和习俗、惯例，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解释告身，道是“告身非诰敕，即今文凭类也”，因知告身在明代也叫文凭，《水浒传》用文凭叙述告身，是用当代名词概括古代史事。清阮葵生《茶余客话》中有一篇《告身文字》，述及康熙年间对告身文字撰拟和办理程序的改革，又可见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清代，而文凭的概念，倒又指吏部发给的限期到任的证书了。此外，清代还别有花钱买官的“捐纳”之途大开其门，银票上交国库，由户部发给证明已经是官员的证件，通称“官照”，上面也有姓名、年籍、祖宗三代和品级、候选职务一一载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中，对这种官照的性质和功能，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是伯父的信，说的是托人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候选通判，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我道：“拿着三千多银子，买了两张皮纸，这才无谓了；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甚么！”……母亲说：“那么这两张照竟是废的了？”我道：“看着罢，碰个机会，转卖了他。”母亲道：“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那一班发官迷的，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连告身官职也进化到了可以当有价证券买卖转让的程度，商品经济对纲常体制的侵蚀能力，实在令人惊叹。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二部分家世才学说履历（1）
个人履历是国家选拔“干部”的第一依据，其项目设置和填写经常让人哭笑不得
古代的官吏选拔考察及任免升迁等干部人事管理，统称“选举”，划进范围的对象都叫“选人”，意即有入仕资格而候选于吏部的人。凡选人报请“选举”，或参加相应的考试，都要填写一份类似今日之“干部履历表”的文书，作为个人档案。履历的叫法，因时而异，有“行状”、“家状”、“簿伐”、“出身”等种种名目，到宋代称“脚色”。《朝野类要》卷三：“脚色：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若注授转官，则又加举主、有无过犯。”就是假如已经是在职官员而听候调动工作或提升职务者，还要加填推荐人及入仕以来的奖惩记录等项目。“脚色”名称又为元、明沿袭，元杂剧《曲江池》中，就有“取他递的脚色来我看”的台词。近人黄遵宪诗云：“指问座上客，脚色能具详。”（《番客篇》）说明该称呼一直保留到晚清。
履历对于官员选拔任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汉书·吕强传》云：“旧典选举……咨其行状，度其行能。”行状即当时的履历称谓，说明远从汉代起，国家选任干部的第一依据，就是从他的履历记载来衡度他的品性才能。唐初，陈章甫科举及第，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具备了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了。但不知哪道环节出了毛病，吏部没找到他的履历，所以公布“选人”名单时没有他的姓名，由此引出一场行政诉讼（《封氏闻见记》）。北宋时，副宰相吕惠卿的弟弟吕谅卿本无选人身份，却想出任监官。吕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即出敕以授”（《续通鉴长编》卷二六九）。说白点就是利用权势，强迫组织部门给他弟弟办理转干手续，使其因填写了正规的干部履历表而获得当官资格，旋即任命兑现。如果是现职官员任期已满，要调任升迁，或因替父母守丧期满要起复销假，听候组织部门重新分派工作，则如前文所述，还要在填表时附上推荐人的姓名、职务和荐语，以及过去的奖惩记录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文集中，有一篇他写给宰相兼枢密使韩琦的私人信函，信里提到某故人的儿子已“得殿侍左班”（后备干部），但一直没能实授，穷得难养老母，而自己这里又无差使空缺，所以央请韩琦“如有指使、安排处，乞留意”，并道“曾申脚色状来，今上呈”（《与韩魏公书》）。由此可见，即使是求人帮忙跑官，一份能代表干部资格的脚色必不可少，如果像范仲淹、韩琦这等有名望的领导愿意为之写上推荐意见，“含金量”就更高了。所以吕惠卿这种做法的性质，实在是挺严重的。
脚色和仕途的关系如此密切，其项目的细密便成题中应有之义；又因为每一项都必须本人亲笔填写，有时竟会显得荒唐可笑。以宋代为例，崇宁、大观年间，政府以继承熙宁新法为施政纲领，籍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三百多个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为“元祐奸党”，选人在填报脚色时，必须申明“不系元祐党籍”，划清政治面貌；到了绍兴年间，当初把别人定为“奸党”的蔡京、童贯等人，如今也成了“奸党”，选人在填报脚色时，必须申明“不系蔡京、童贯、朱勔、王黼等亲属”，厘清社会关系；到了庆元年间，又有朱熹、“二程”等五十九个理学家被定为“伪学逆党”，选人在填报脚色时，要声明“不是伪学”，撇清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朝野类要》）。《梦溪笔谈》卷二五记有一则趣闻：福建一带有个黑社会头子廖恩，拥有徒党千余，掠民害官，罪行累累。不少官员都因镇剿无功，被罢免职务。可他又走通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补授右班殿直，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后备干部”了。及前往组织部填报脚色时，正巧那些当初因受他牵连而撤职的官员也在那儿送脚色，照例都要在“有无过犯”这一项中，写明各自所犯过失所受处分。“独［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用白话讲，就是自从取得国家后备干部身份以来，没有任何公私方面的过失和违法。推敲起来倒并非诳语，但光凭脚色内容来衡量，竟是一个清白的“选人”了。
官场上履历作伪的现象屡见不鲜，从伪造家世到虚报年龄，无奇不有。
对于有关部门在选拔任命官员时过于看重履历，历来批评不绝。东汉时傅嘏说：“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簿伐则德行未为叙”（《三国志·魏书》卷二一），指出履历所记未必符合事实。唐代杨绾说：“今自取人，令投牒自举，非经国之体也”（《旧唐书》卷一一九），对自报履历的可信性表示怀疑。宋代洪迈则有专文，对脚色的定本格式及填写规则之僵化，多加指责。比如他的刚满周岁的儿子因“恩荫”而弄到一个入仕资格，脚色中也要在“有无过犯”这一项内写明过去是否补过官，后因犯罪停废，或是否有过“决笞”、“翦刺”等刑罚前科，“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不过除非你存心不想当官，否则都要照要求一一填报，有时甚至还得被迫造假。如南宋绍熙四年（1193）秋，各路漕司（即转运司）奉旨举试本路选人，当时政府正厉行禁绝“伪学”（指程朱理学），故“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译成白话，就是漕司在通知选人填报个人履历时就讲明了，必须做出“委［实］不是伪学”的声明。彼时已任临川推官的柴中行，也在这次选拔考试范围内，接到通知后便写了个报告，自称从小攻读程伊川（即“伪学”代表人物之一程颐）之书，这才考取举人，有了出身。但当时并没有说他是伪学。现在政策变了，一定要声明委不是伪学，只好放弃这次选试。“漕〔司〕难其报”，取消他选试资格尚不算，朝廷还要加其罪名。幸亏谏院有人站出来讲话：“其人所守不变，可罪之乎？”这才免去一场灾祸（《游宦纪闻》卷九）。其实庆元年间的选人，包括许多在职官员，都是靠“伪学”入仕的，脚色上“委［实］不是伪学”的声明，好比盲人发誓亲眼目睹，彼此心知肚明而已，像柴中行这种宁可不当官也不肯造假的，反倒成冬烘先生了。
比较起上述因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