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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Ｏ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者一比好像不合时宜，但这种反差却立即打破了听众对演讲惯性的厌倦，全都提起精神来侧耳细听。就这么讲了一会儿，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声比一声响，似口号，似反问，似呼吁，这自然把全场搅得掌声如潮。掌声未落他又轻声，没几句又转向洪亮。此后，高低声腔更替的频率加快，最后几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蹈，又戛然而止。这么一闹，无异于在一把把揉压全场听众的情绪，最后当然会迸发成集体疯狂。但是应该看到，正因为被揉压的万千心灵在当时有共同的脆弱、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奋，才会贪婪地吸食他那些并不连贯的句子而陷入痴迷状态。
虽然是陈旧的电影资料片，看了还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讲究理性的民族也会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种急切想通过伤害他人来扩张自己的卑劣情绪所裹卷，只待有人把这种卑劣美化成正义，便血脉贲张，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码的逻辑判断和道义防范。
我一再地设想，希特勒如果生活在今天，凭着他这样的演讲，可能什么事也成不了；但是，如果让他少一点外部表现上的歇斯底里，又找到一些不公平现象或不公正待遇的话由，再加上某种宗教成分，外貌稍稍好一点，今天的听众会怎么样历史，该如何避免或绕过这样的泥潭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怖的灾难不知道。大家多加小心吧。
第二十章 致命的象征
柏林斯泊利河畔有一幢白色的古典建筑，现属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
整幢楼房坚固华贵，今天看来还没有陈旧之感。大花园，高铁门，阳光下整个庭院一片宁静。
这幢楼本来属于俾斯麦的财政部长，租给了中国。大清王朝原先哪里看得起遥远的番邦因为看不起，所以也不屑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因为不知道，所以更看不起，直到被他们欺侮得晕头转向，才迟迟疑疑地改口把他们叫做“列强”。后来又逐渐知道了一点国际关系规范，开始向西方列强派出外交使团。
中国公使馆设在这样一幢楼里，还算是有一点气派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最初几页充满了大量可恨可笑的辛酸事，很多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就发生在这幢楼里，再也无人知晓，而这白森森的墙壁门窗，又都不落痕迹，默然无语。当年的中国外交官穿着清代的标准服装在这里进进出出，而清代的男装实在太不好看，把身材全都吞没了。这些外交官心情都不太好，其中几位，已经开始皱着眉头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思索中华文明落后的原因。这里是比较的前沿，思考的据点，一切都以感性直觉为基础，一切都以惊讶、叹息为前导，这里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
只出现过一个俏丽的身影，那就是洪钧公使的夫人赛金花，当时她还非常年轻。
那时中国人在德国屈指可数，因此每个人都成了一种代表。本来代表性形象已经大体固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女人，德国人吃惊不小。柏林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赛金花也就成了西方外交家心目中的中国高官夫人的形象代表。中国官僚的家眷一般不参加社会交际，包括外交官的家眷在内，但洪钧公使明达洒脱，他既然敢于与赛金花这样一位曾经落迹烟花场所的女孩子结婚并让她随职而行，当然也会鼓励她参加西方外交界的交际应酬。
我大体可以肯定，赛金花这么一位江南民间女子，虽然也不熟悉西方交际，但要比熟悉本国官场的复杂礼仪，反而觉得方便。她的年轻、机灵，再加上丈夫的职位和对她的宠爱，使她很快进入角色并游刃有余。
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幸，不小心成了一种象征，而且象征了一个特别善于象征又特别挑剔象征的群落。
象征需要有身份，而她的身份似乎有点不妥。
原以为与洪钧结婚就是身份，原以为前一任公使在这幢白楼门口以隆重的礼仪欢迎就是身份，原以为在盛大酒会上被各国王公贵族恭敬地一遍遍呼叫公使夫人就是身份……但中国人，包括洪钧的老家亲人，要的是另一种身份。
那是一种在漫长人生履历中最初始的身份，一种在升沉荣辱过程中最低处的身份，一种在隐显明灭的多重结构中最隐晦的身份。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窖”，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而赛金花的“人生地窖”，并不隐蔽。
于是，她进出这座楼房的全部风姿，都为今后的人生种下了祸根。作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风姿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含义，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具体生命。难怪一切具有一点儿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学会掩饰，但她已没有这种可能。
试想如果她当年从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从此隐匿府院，不再抛头露面，前途会是怎样如果她许身于一名商贾，或一介书生，过着寻常的日子，景况将会如何当然也会有流言蜚语、指指点点，未必圆满幸福，但凭着她的器识和聪明，也极有可能平静安康，事实上与她起点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自从她踏进了这幢白楼，今后再也无法躲进人世的荫凉处悄然度日。那盏照亮她今日风采的灯，将终生跟随着她，照亮着她不愿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丑陋、死亡。灯光前后的观念，永远不会缺少。
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只害怕礼仪不周。懂得了一点礼仪，就开始学德语。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才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才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
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于是她也就不说了，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
老年的赛金花日子过得很潦倒，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水准的人，也能讲出一些够水准的话。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不应该从外表上革新，学些外国皮毛，骨子里还是老腐败，究有何益”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出来的了。
我想，她说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色的楼房。
第二十一章 有口难辩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