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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作出了驳回中国原告一切诉求的一审判决。1997年12月12日，耿谆等11名中国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重新提起上诉。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耿谆等原告的申诉。1999年9月10日，东京高等法院审理此案的三名法官意识到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花冈案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对当事人双方正式下达了“和解劝告”。经过一年多共20余次协商谈判，双方于2000年11月29日达成《和解条款》。这个《和解条款》再次确认了1990年7月5日发表的《共同声明》，要求鹿岛公司在12月11日之前，通过“鹿岛公司出资5亿日元作为基金，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托管”，“该基金专用于花冈事件的中国受害者（986人）”，同时设立“华工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发放和使用工作。 花冈事件《和解条款》达成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有些媒体称之为“这是中国人在战后民间诉讼索赔首次的解决并以和解的方式为结局，这一模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甚至长期以来对华工受害人所要求日本政府以及企业谢罪赔偿的正义斗争一直采取攻击态度的一些日本右翼媒体，也对这次的“和解协议”破例给予赞赏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避开无谓之争的现实的解决方法。在中国方面，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和解协议”表达了赞赏。新华社在和解达成的次日强调了“奴役劳工的鹿岛建设公司已经承认当年的历史事实，并对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一些新闻工作者也认为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所有华工受害者讨还了公道。 但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应当慎重审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规定：“控诉人以及其他受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包括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保证，今后控诉人（11人）等以外的人向被告要求补偿等情况发生时，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出面阻止的责任，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有法律专家认为：这些条款的内容严重侵犯了除11名控诉人以外的其他花冈事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理由是，上述11名花冈事件受害者或其代理律师并没有得到其余975名受害者的全权委托。事实上，花冈事件大多数受害者或其遗属至今下落不明，仍有不少于500人的身份或与其遗属的关系有待确定。日本的《每日新闻》在2000年11月29日的晚刊上所发表的社论中也一语道破天机：“东京高等法院促成了和解，可是对原告以外的被告人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的。不过，作为隶属于政府机关的红十字会确认了一揽子的解决模式，今后，花冈事件其他的受害者提起新的诉讼的可能性则极低。” 就在“和解”达成公布的当天，鹿岛公司即单方面发表声明，完全否认自己奴役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否认自己奴役中国劳工的法律责任，并强调这一“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意思，是捐出。日本的众多媒体说是“救济”，这无疑是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引起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遗属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他们联名发表声明，与日本《花冈和解声明》相对抗，准备再次起诉，为讨回公道继续斗争。有的受害者也拒绝接受这笔“救济金”，并已准备在美国加州继续起诉鹿岛公司，要求赔偿。 花冈诉讼案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惟一一个算是“有结果”的案例，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先河。 刘连仁诉讼案 200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厅内座无虚席。法庭正在审理一起特殊案件——中国公民刘连仁状告日本政府案。 刘连仁本是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的农民，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掠为劳工，后逃跑穴居1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回到祖国，并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刘连仁在后来回忆往事时，那一切仍像发生在昨天，清楚地印在脑海里。 194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正值农民忙着播种小麦的季节，31岁的刘连仁刚下地种完麦子回家，同村人吴天富前去叫他吃午饭，商量请他去帮忙料理丧事。刘连仁推辞不过，手里拿了块熟地瓜吃着便向外走，谁知一出门就遇到了一伙抓夫的，他们中有汉奸，也有鬼子，不由分说就把刘连仁绑了起来。当天村里被抓的人有20个左右，但没走出村头，各家人都凑钱把人赎了回去。只有刘连仁家里穷得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弟兄5人就有4人在做长工，家人无力用钱助他消灾，他被当做无业游民抓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4年。 刘连仁被押到了高密县城，和他关在一起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曾经两次集体逃跑都没有成功。在高密火车站，他寻机逃跑，可刚跑出几步，就有一颗子弹追过来，擦着头皮而过，差点要了他的命。他亲眼看到和他一样逃跑的人中有六七个被日军开枪打死在火车站。他头部受伤，血流满面地被带走了，心中却还牵挂着有孕在身的妻子。之后，他们被带到了青岛。 在青岛，他们被关押在伪劳工协会，换上旧军装，照了相，逼着按了手印。10月11日，刘连仁同800名同胞一起在青岛大港码头被逼上日本“普鲁特”号轮船，装入运货舱，运往日本。船在海上航行了6天6夜，他们在日本一个叫门司的地方下了船，而后到达北海道空知支厅诏田町，分配到一个叫“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昭和矿业所”的矿山做苦工。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11月的北海道已是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200名劳工每天只发一袋半粗面粉，连喝碗面糊糊都不够，只好掺些野菜、果渣、橡子面甚至木屑，煮成稀糊喝。另外还有3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小窝头，成分为橡子面、锯末和星星点点的小米或玉米，吃下去很难拉出来。然而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劳工们每人每天必须挖出20吨煤来，完不成定量，日本人不但不让吃饭，还用皮鞭抽、皮靴踢，经常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矿井里没有安全设备，塌方煤块将人砸死、砸伤是常事，受了伤不准休息更不给治，许多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有时，刘连仁被叫去挖埋在煤下的死尸，挖出的尸首脸胀得发紫，龇牙咧嘴，眼珠子都鼓了出来，看了让人毛骨悚然。
第四部分：战争赔偿 铁账难销任重而道远的索赔历程（4）
有一次，刘连仁的一位难友干活时饿得直冒虚汗，没了力气。日本监工发现了之后举鞭就打，这位难友忍无可忍，顺手一抡铁锨，劈中了那个家伙。这下可惹了大祸。日本人剥光了他的衣服，在滴水成冰的大冷天里朝他身上泼冷水，由于绑在树上挣扎不得，一会儿他就成了一个冰人。这样，中国同胞被砸死、勒死、饿死、冻死……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70多人。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谁能忍受？刘连仁暗下决心：即使被抓回来杀了，也要逃跑。他的想法得到了同乡难友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和杜贵香的响应。1945年7月31日，他们瞅准机会，冲进厨房抢了些干粮，不顾日本人开枪示警翻墙而逃。墙外是个化粪池，他们拼命从池子里爬出，一口气狂跑，终于摆脱了追捕。从此，他们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 一天，他们爬上一道山岗，望见山下有日本人在田里劳动，他们决定去弄点吃的。刚到山脚，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二十几个日本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虽然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但他们5个人早在煤矿就被折磨得只剩皮包骨，除了逃跑别无他法。然而，陈国起和杜贵香落在后面被日本人抓走了，其他三人禁不住恸哭起来。为了防止再被人发现，他们决定挖洞隐藏起来，并搜集些口粮存起来，大雪随即就封了山，于是他们3人蜷缩在洞里开始过冬。为了节省有限的口粮，他们学习动物冬眠，多睡觉、少活动、少消耗食物。就这样熬到第二年天暖雪化，他们已经在洞里呆了半年多。乍一出来，个个面色苍白，双腿麻木，见光流泪，已经不会走路了。他们揉搓双腿，扶着树重新练习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走动。他们还得想办法回国。后来碰到一个60岁左右看起来很善良的渔民，他们求他送他们出海。老渔民害怕落个叛国罪，摇头拒绝了。非但没有得到他的帮助，反而引来了日本人搜山，两个同伴被抓走了。5位同胞一起逃出虎口，现在只剩下刘连仁一个人了。他独自流落山中，开始了长达13年的穴居生活。 虽然是穴居野外，也得想办法弄锅找火吃熟食。费了一年工夫，他弄到一个新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这就是他的锅灶了。炉和壶成了刘的伙伴，帮他生活下来；第3年找到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5年找到两根针，衣鞋破了可以补了；第6年又找到一件美式军大衣，既当衣服又当被。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着辛酸的日子。 有一次，一个采栗子的女人在山上遇到了他，吓得鬼哭狼嚎般逃下山去。她怎么吓成这样？边想边到小河边一照：哎呀！刘连仁自己也吓了一跳。 刘连仁把一年分成两季，下雪是冬季，化雪是夏季；月圆一次是一个月，太阳升起一次是一天。他就这样盘算着迎来了第13个冬季。因为这年食物富余，烧火较多，洞上很厚的积雪让热气化出碗口大的洞，可以窥见青天，听见外面的动静。一天，洞外传来了嚓嚓声，刘连仁还发现外面全是人的脚印，顿时感到被人发觉了。这是1958年2月8日。原来是一个叫田清治的猎户，在追野兔时发现了刘连仁住的洞口。刘只好逃了出去，但因天寒晚上还得回洞休息。几天后，田清治带着 10多个人找到了他，他奋力搏斗，终又再次落入日本人手里。重返人间的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