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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桦（导演）：做中国人。他应该有两本护照或三本。要不把护照全烧了，他／她不可能属于任何一方。
棉棉（作家）：我不会放弃我是中国人的。如果一个人的血脉里有中，日，或者中，俄血统，我想他怎么选都无所谓。
李敬泽（评论家）：我看都不好。如果实在要选，就做俄国人好了。但中国人和日本人肯定认为她是叛徒。
恺蒂（散文家）：当然是做中国人好。如果一定要选择只能做一种人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叛徒。唯一的选择是到英国或者美国或者南非去生活！
陈染（作家）：在和平时期，他（她）按照自己的感情倾向来选择比较自然；但是在非正常时期，比如战争阶段，对于个人就会比较痛苦。
方方（作家）：一个人若是世界民族大团结的结果，他做哪国人都可以。这与叛不叛徒无关。
张子清（教授）：别用中国现在的政治标准来套用。应当站住真正国际主义的立场和视角看问题。
周江林（诗人）：叛徒是一种荣耀。我想对一个具有毁灭感的人是这样。连我也多少有这样的东西。那个将要被塑造的女性当然更应具有。没有人愿意成为本质上的中国人，因为做中国女性太没有出路了，但是做中国女人这张牌是有趣和有效果的。
吴小攀（编辑）：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俄国人吧，因为俄罗斯人比较高大，他们的文化也比较有活力。
尹丽川（作家）：看他觉得跟哪个民族更亲吧。
赵毅衡（评论家）：尽可能不做日本人，日本人太刻板：当工匠就精益求精，当经理就如催命阎王，当天皇真来个“万世一系”，当女人就“全套服务”，当军人就先死再想。被人谈虎色变的“武士道”，其实是职业士兵之“敬业”。这样的民族没多少人性余地，从长远说，是要走下坡的。
春树（作家）：这个问题嘛……我觉得还是做美国人好。因为美国女人更自由嘛。如果做不了，还是做中国人吧。如果她身上有两种血液，那就做个世界人，别人还会羡慕呢。不要太在意国家的看法，国家这个东西，是很冷冰冰的。
北村（作家）：说到叛徒，五族协合是当时的口号，分三种人，一种倒向日本人，养女心态，瑷昧，多数，一种是反抗，少，另一种中间状态，无所谓。我要提醒的是，他们不像台湾人那么亲日，但也对老蒋意识模糊，安于现状。冲突并不激烈。
马丁·文特（翻译家）：做我这样的奥地利人好像很讨厌； 做俄国人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问题，都是集权和民族主义和历史罪恶的问题，鲁迅在照片上很像日本人。中国人出去多； 别国人真的想呆在中国一辈子还是很少。
董洁心（作家）：关键是自己在做了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就会少很多精神上的痛苦。
吴炜（编辑）：如果自己是一个人性的人，博爱的人，他/她就是一个人类意义上的人。这样一个人，远比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要有价值。
牟森（剧作家）：甫志高成了叛徒，有一个因素是因为：雨夜，看自己家窗户的灯很暖和，想到自己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和老婆在一起，应该再跟她好好的搞一次，给她买点她爱吃的牛肉。从偶然性的角度，是雨天的性冲动让甫志高成了叛徒。
陈志锐（诗人）：我喜欢日本的精美，所以一向偏向东瀛的美学。我也向往单纯的解体前的苏联。有可能最终在种族的内在纠纷中出走，到第四个国度，切割羁绊，重新再来，成为x国人。
木子美（作家）：我喜欢做日本人。我觉得做哪一种人都无所谓，随遇而安吧。他/她的国家怎么想我真不知道。
臧永清（编辑）：做日本人不好，人与人之间太虚伪，太冷血。怎么会是叛徒，我认为不会。每个自信的国家都很宽容。
王灵智（教授）：在此地，加州，混血成了趋势，几十年中回成为社会主流。年轻人中，混血还特别荣耀。
赵允芳（编辑）：他（她）一定会选择自己亲人所在的国度。
杨争光（作家）：叛徒和英雄常常“乱码”。
术术（编辑）：我下辈子最想做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别老拧巴自己的人就行，管他哪国人。我的回答让自己大吃一惊，您说我这是想什么呢？嘻嘻……
冯敏（评论家）：最佳方案是吃中国菜，住俄国房，娶个日本老婆，此生足矣，嘻嘻。
小安（作家）：《杜拉斯传》说“我来到法国的这个腐朽的地方之后，也许就像被判处缓期执行一样”，“要知道，我们是越南人，而不是法国人”。她最初的18年都在越南度过，所以她选择做个越南人。她并不因为法国社会对她的斥责而停止。
史玉根（编辑）：你的小说给中国人看，当然选择做中国人。
郭彦（编辑）：我想成为一个俄罗斯女人，当然是最美的那种俄罗斯女人。还是中国人好，至少不是罗圈腿。本来上几辈人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却让我背上如此沉重的民族和国家概念和意识，虹影，你干么那么残酷？非把自己往绝路上去呀！即使是写小说也不要自残呀？
第四部分编辑手记
我看虹影
魏心宏
我“认识”虹影应该说有年头了，我之所以在认识两个字上面打了引号，是因为我们的相识是从通信和电话开始的，真正见面要晚了好几年。
在认识虹影之前，我只知道她是个诗人，重庆人。对诗人，我向来都是很敬畏的。而且，还是四川的女诗人，那就更加不得了。我知道四川那地方是喜欢出一些很有才气的人的。我还认识另一位四川女诗人，翟永明，漂亮能干不说，写的诗，实在好。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她告诉我她大学是学导弹还是卫星什么的，和写诗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虹影的诗我也看过一些，也很不错。后来，就接触到她在台湾出版的小说《饥饿的女儿》。虹影把那书的国内版权给了我，我们出版社就接受出版了，临到出版的时候，虹影提出来要改个名字《十八劫》，我说，这有点像武侠。但她还是坚持。书出了之后，我在上海见到了她的先生赵毅衡。赵先生是英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专家，在伦敦教书，人很文雅，据说他也是老上海，本来想很好交谈的，但是，偏巧那天电话多得不得了，只好匆匆告别。虹影后来告诉我说，赵先生感觉我是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
和虹影还没有见面之前，先有一段“官司”闹了起来。事情是虹影把给我们社出的那本书又给了四川文艺出版社，我们社认为这造成了违背合同，告了虹影。可是这件事情我作为当事人根本一点也不知晓，那些日子我在家生病，结果还是华盛顿一家上海话广播电台的记者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说虹影在网上写了文章。我请记者在电话里把文章给我念了一遍，虹影在文章里把我们这些人叫作“绍兴路上的师爷”，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绍兴路是我工作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在的一条很小很幽雅的马路。我在那条路上行走了二十多年，对这条小马路可以说情有独钟，现在得了个“师爷”的尊称，我感到这个女人厉害。
后来，这件事情最后和解了。公平地说我并不觉得虹影在这当中有多大的错，我作为当事人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当时的工作能做得更细一点，更周到一点，事情绝对不至于是这么个结果。
见到虹影已经是很晚了。她到上海来，住在新锦江，给我电话，我去看她。门铃响过，为我开门的虹影那天她穿了件好像是有点明清味道的丝绸大褂，脸边上有一绺很细的头发挂下来，显得既很随意，同时也很人为。我是不大留神女人们的装扮的，但是，那天虹影给我的印象现在一想起来，就是这样。
虹影也是第一次见我，对我是什么印象我至今也没有向她调查过。大概不大像上海人。我想这是肯定的。我们后来一起去台湾女人开的鹿港小镇吃饭，到新天地去喝茶。上海已经变得什么人都非得这样“时尚”了，我也没有办法。虹影说话的时候喜欢大笑，她讲的话我还是能听得出很重的四川口音。我请了上海电视台为她做一个片子，来的制片人张劲超，妻子也正好在伦敦留学，所以感到大家很近，于是便一起约了去上海瑞金宾馆里的FACE酒吧，那地方完全是旧上海的味道，坐在那里面虹影，我感到很像那么回事。
中国在海外的女作家当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一提的，一个是在美国旧金山的严歌苓，一个就是在英国伦敦的虹影。我感觉，这两位女作家是惟一在海外坚持参加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创作的作家。两个人都是我交往多年的好友。我为严歌苓编过两部长篇，《人寰》和《扶桑》。虹影这几年写作量很惊人，我是很看重她们两的。
虹影虽说是诗人出身，但是，小说写得决不亚于职业的小说家。事实上，她近年来一直在写小说，而且为了写小说，从伦敦回到北京，在北京的望京小区买了房子，赵先生当年和我说，她不安心在英国，这是一个把创作当作最大的事情来做的疯狂的女人。
也许是身居海外受海外文化影响的缘故，虹影写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善于取材。凭着艺术家的敏锐，她能很快地决定自己将要写什么，甚至怎么写。她这几年里，写的《英国情人》、《上海王》都是这样独辟蹊径的创作。我看到一些海外作家或者干脆是海外的艺术家对她的评价，都是很高的赞美，《英国情人》一书被英国独立报选为2002年最佳十本书之一，今年此书在德国好评如潮，一直在畅销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