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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小说之前：
虹影
那个才貌双绝的女作家带我去光复北路的伪皇宫。皇后婉容抽鸦片的腊像，做得太真，而且背对着门，吓了我一大跳。站在回廊上，我对女作家说，你看天井里的这棵树，住在这儿就霉运缠身。宫廷是欧式的，却阴森森， 毫无富丽气氛。那个下午，我始终迷惑得喘不过气：鬼魅就在四周走动。
那个末代皇后，她好象有好多话要对我说。是她，又不是这惟一的她。就像我身边的这女子，我爱她，想象我们在从前的年代，甚至前世就相知相识。
近几年来，几次因为小说《K》牵连的苦事去长春。我是《夜来香》迷，总觉得调子中别有凄情。长春成了一个让我又爱又怕的梦。
去年冬天，导演ZY从日本回来。他让我为他写一个小说，写一个男孩在东京迷失。我说若写，一定得让他从长春出发。
写作过程中，我去信问那女作家几个关于长春的问题，其实我想问她：你能不能做故事的开端，让我们只在旧长春见面。在梦里我们穿着绿衣，在梦外我们也穿绿衣。人们以为我们穿黑衣，他们永不知道他们色盲。
第一部分第一个电影制片厂
那些人本来可以幸存，却在最后一刻被吞没。他们的灾难，与别人的不幸很不一样。很少有人理解，被动卷裹，与慷慨投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1948年，东京郊边一些挨过猛烈轰炸的城市，也开始重建。在伊势崎，铲车向一幢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房子隆隆推来。司机突然发现前面墙上有竖写的一行行如图画的字。他扳上闸，跳下来看个仔细。墙上歪斜着一幅山水画，烧得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还有一台钢琴，已炸烂，看来这是间挺讲究的客厅的里墙。
他凑近一看，全是汉字，有的字能猜，但前前后后连成行，就弄不懂了。他觉得奇怪，便到施工办公室打电话。
美国军警的吉普车马上赶来，从车上跳下几个美国军人，跑上杂草丛生歪斜的石阶。这是冷战开始的年代，日本人已经有了新的盟友、新的敌人。美国军人动作敏捷，神情严峻，他们仔细巡视周围，察看有无异情，对着墙上拍照片。一个看上去能懂文字的人，对带队来的军官说了一些话，他怀疑这些字迹是间谍的联络暗号。
那位军官退后两步，看那墙：笔迹浓淡不一，最早的字已经被风雨洗得很淡，一行行弯弯扭扭的竖排方块字对他来说，只是神秘莫测的符号：
我回长春去找你
我也赶回长春去
我再回长春去
我也赶回
我在找你死活也要找到你
我已经找到你在梦里
就在同一天，在千里之遥的另一个城市长春，另一批人，冷战的另一边，也在清理战争的遗迹，也在惊异于一行行类似的字迹。
那是个该记住的日子，长春电影制片厂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街上鞭炮雷鸣，扩音机里是喜气洋洋的秧歌锣鼓。1945年末从日本人主持的“满映”拆走的设备，已经从外省运回，正在重新安装。
就在接装设备时，录音棚技术人员发现女演员化妆室前墙，有一排排歪歪斜斜的字。一群旧满映的男女同事，听说了，呼三喊四地拥过来看。他们站进房间里看，先是稀稀拉拉，不一会就挤满人。
门对着空白的窗，右手边以前搁着椅桌，现在只剩下残破的大镜框和震裂的镜子。尖利的碎片还留在墙上，可能都怕被划破手指，也可能一直无人管这阴气森森的房间，墙角挂着蛛网，地上满是尘埃。有人不怕喷得一身灰，去拉开那道肮脏的窗帘，顿时房间变得明亮。
破裂的镜子，此刻照着看热闹的人，他们割得奇奇怪怪的眼睛，统统朝向一个方向――左边光秃秃的大白墙上的一排排浓浓淡淡颜色各异的字迹：
我去东京找你
我也赶回东京
又去东京
找到你才活得下去
马上就要找到你了别急
字行不连贯，语句凌乱。似乎是这个意思，似乎是那个意思。但大部人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个男士显聪明，读出声来。有个头发花白的人进来看了一眼，说很久前，其中有些字就在墙上。此话引来更多的人，一时间议论纷纷，破裂的镜子，扑了一层灰，重叠着太多惊异的脸。
那几年前便开始的故事，凡是满映的人，都耳熟能详，并不新鲜。可是这些浓浓淡淡的字，突然把人们已忘掉的记忆，重新演出一番，就像银幕上又放出了昔日的电影。这时窗外一大块乌云移近，房间里光线诡异。大片的色彩，压低了人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也是的，这慢慢靠近或离开的一双脚，拐一个走廊转一个过道，或许就是另外一双脚，甚至是另外一双剥离了性别的鞋。
1945年三月，长春的日子不像这阵子消停。每个儿子有个命里的娘，当他长大，却发现过去的一切，早就随着尖叫消失。
那个春天，长春还叫新京，飘着满洲国旗帜。人人都明白，十多年来日本占领满洲，似乎这个“共存共荣”的基地不可动摇，可现在是走到了头。盟军强渡莱茵河，俄国军队势如破竹进入东欧。在东亚，英美夺回缅甸与菲律宾，迫近日军本土。轴心国败局无可扭转，这个结束已经开始，这点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结束将怎样结束。
面临剧变，每个人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满洲株式会社映画协会的日本总裁兼总导演山崎修治，拼命赶着完成新片《绿衣》。他个子在日本人中显高，脸略瘦屑，鬓角冒出几根白发。他穿着睡衣，一早就在听收音机，边听边整理他的床。和以往不同的是，不想洗澡，感觉肚子饿得厉害，便开始准备早餐。
差不多五分钟吃了两个面包，一杯牛奶。还是觉得不够。他又去厨房取了个生鸡蛋，砸到热腾腾的咖啡里，看着鸡蛋皮上的一层晶莹，用勺搅着杯里的咖啡，喝了一半，取了根雪茄，却放在桌上。这个战前日本电影界有名的欧洲派人物，担任满映总裁，政治责任再大，也没法让他改变生活习惯。
关了收音机，室内静得呼得见心跳。他这才往浴室去，纳闷：还有相当一段日子可以一搏，我的艺术生命还长着呐，为什么心里惴惴不安？
第一部分被羞辱地站在墙边的少年
满映的配音室不大，但设备是全套德国进口，功能第一流。墙上的银幕正在放尚未加声带的毛片。山崎修治想起他未喝完的那杯冲了生鸡蛋的咖啡，以及在清晨时留给自己的那个莫名的疑问。他嘴角露出一丝不让人留意地冷笑，其实无需多捉摸，根本就不存在值得恐慌的事！他正在做的这电影，会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部电影，将给满映八年一个句号。他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握成一个拳头，当初的决定当然是对的：他自己指挥乐队，以便让电影能及时制作完成。
散散乱乱的调音声中，这个拳头搁在面前的乐谱上。他拿指挥捧的右手抬了起来，整个乐队像箭搭上了弦，他左手的拳头也抬了起来，猛地朝乐队摊开，如武士剑出鞘一样，乐声轰然响起。在第一段雄壮的合奏之后，舒缓的旋律渐渐展开。音乐从地底涌起，在天花板上旋转着退回，由他一把兜底收起来，又撒开去。他快乐地看见全场的眼睛都闪亮起来。
有听凭他控制的音乐真好，山崎心里一个感叹，这是最美的一段变奏，他习惯性地在此半闭上眼。音乐回到最后的一个展开，等着从回旋往返中跳向预知的目的地。但是那熟悉之极的音符在一个回旋后，突然开出了轨道。山崎像迎面被人击了一掌，惊奇地睁开眼睛，马上明白是一个圆号手吹错了半个节奏，他眼光扫向左旁那个圆号手。他的手从空中直指过去，乐器错错落落停了下来。圆号手却一点没有发现是自己的错，虽然把圆号放下，一张脸上一点反应也没有。
山崎愤怒地用指挥捧打乐谱架，声音不大，但是极为严厉：
“你，你！慢了半拍！”
他胡子刮得干净，一身西式乐队指挥的燕尾服，身体却笔直挺拔，很像一个军官。也许知道整个乐队全是中国人，他有种特殊的傲慢。
乐队停了下来，那个圆号手茫然地看着山崎，山崎按捺住火气，简短地说：“再来一遍！”
这一遍山崎没有那么陶醉的感觉，只是关注整部机器有节奏的运转。但是圆号手还是在同样的地方落后半个节拍。整个乐队哗然，大家都停下看这出戏怎么演下去。山崎手指那圆号手，叫他站起来。站起来的圆号手，就是个活人，不是乐队的一个有机部分。这圆号手瘦高个儿，脸却很稚气，最多只有十六七岁，一个少年，他垂着头依然显得高。
山崎厉声喝道：“你，滚出去！”
少年拿起圆号，气乎乎地朝门外走去。
“你大笨蛋！”山崎愤怒地说。“你给我站在门口，好好听着！”
山崎的声音太威厉，少年停住了，乖乖地站立在后墙边。这次乐队顺利地走了一遍，但是没有圆号在高潮加入，明显音色不够亮剔。感觉就是一只飞远的鹤濡湿了翅膀，在空中艰涩地颠簸了一段，随风坠落下来。
玉子来到录音棚时，打扮得齐楚。她脱下毛皮大衣，挂好在走廊一侧自己专用的化妆室里。她里面穿着一身花鸟图案暗纹的绿绸衣，不像旗袍也不像和服，是一种连衣裙，东北人说俄语名儿――“布拉吉”。
连衣裙很紧身，后腰上有半条带子，束在背后，更显出腰身；月形衣领，托着玉子白皙的脖颈；裙边盖到膝盖下一点，就那么一点，恰到妙处，露出她紧结的小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