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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知青一代人在回忆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时最大的分歧。在某些抒情化的文学作品中，我读到的是空洞的慷慨激昂与自私的执拗坚定，以及对苦难无比浪漫的改写。有人说，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没有知青们今天的成就。这种说法似乎在暗示：知青们为了今天的成就，应当无条件地感谢“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恩大德和伟大领袖的无边厚爱。二十多年之后，当年的若干知青已经重返主流社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于是，各种形式的“知青餐厅”、“知青酒吧”吸引了无数昔日的知青的光临，红极一时。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反省和忏悔的怀旧。
我不同意像“青春无悔”这样的混淆了基本逻辑推理的观点。如果说知青时代丰富的“人生经历”是知青们今天功成名就的前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追问：难道一个被殴打的受害者应当对殴打他的凶手感恩戴德吗——因为凶手的殴打让他今后承受打击的能力提高了？对于“青春无悔”的说法，有过知青经历的作家颜纯钩感到无法接受，他反问道：“当然，没有二十岁，也没有五十岁，但没有上山下乡，我们不是应该读更多书吗？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吗？我们不是可以少吃更多苦头，有更安定的生活、更理想的家庭吗？当了红卫兵炮灰不算，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死了残了，也不敢问一个为什么，上天对我们这一代，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最近，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这些作者都是“自己写自己”的、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名人大腕，而是默默地生活、泯然于众人的“无名者”。他们在咀嚼并反刍了苦难之后，终于拿起了笔，用最接近真实的表达方式，勇敢地书写那段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历史。《落荒》写内蒙知青的惨烈爱情，《无人部落》写青海知青的以命抗争，《泣红传》写西南知青的“占山为王”，《羊油灯》写知青内部的欺诈、叛卖与杀戮，《狼性高原》写人性沦落为狼性的历程，《审问灵魂》写蒙昧者的忏悔与哭泣……从“北大荒”的白水黑山到云南边陲的热带丛林，从青海的茫茫戈壁到内蒙的沙漠和草原，在这个没有幕布的广阔舞台上，上演了无数空前绝后的人生惨剧。
这是一套介于“小说”和“自传”之间的“心灵之书”，丛书的总策划岳建一认为：“这套文本把追溯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本真、本原作为目标，对中国知青精神作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努力荟萃散失在民间的富有个人特质、生命血脉、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的文本。这是一种质地和硬度，更是一项艰辛的抢救工程。”我赞同岳建一的这种努力，也希望有更多的普通作者加入到这一“抢救工程”中来。在阅读完这套丛书之后，我更对张承志和梁晓声这一批“知青作家”的写作方式和生命状态表示深刻的质疑：这些长期以来掌握着知青一代的“话语权力”的作家，对知青的生命历程作了精心的篡改，也对年轻一代读者进行了可怕的误导。他们不反思，也不忏悔，坚持为当年的“理想”辩护。他们打着“真实”的旗号掩盖着真实，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歪曲着正义。他们的文字遮蔽和改写了那些最血腥、最残酷的历史章节；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批虚构的、错误的素材。他们真的感到“青春无悔”吗——那只能说明他们太愚昧；或者，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自己“青春无悔”——那就更糟糕了，他们居然堂皇地说谎！
当“理想主义”的光环被剥开之后，我看到的是一群群血肉模糊的身体和伤痕累累的心灵。一个名叫包庆生的知青，因为揭发康生被判二十年徒刑。队长用带刺的铁丝抽他。他胡子长得老长，浑身流着血，仍然昂着头，叫骂不绝。监管人员手持大棒抡他，给他上夹刑，戴“苏秦背剑”式的背铐。他的胳膊残疾了，腿也夹烂了，卧在屎尿堆里，依旧叫骂和抗争。铁骨铮铮的汉子后来被判处死刑。这样“先知先觉”的知青究竟有多少呢？他们因为提前醒来而失去了生命，那些精于计算的人又要衡量“值”与“不值”了。
然而，让我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之后，知青一代中的部分人开始了忏悔和批判。他们忏悔昔日的迷茫和软弱，忏悔一个时代的无知和罪孽；他们批判专制的暴虐和虚伪，批判一种思想的荼毒和腐蚀。他们由“青春无悔”走向了“青春有悔”。他们不是用文字来写作，而是用生命来写作。他们不是在创造文学，而是在保存历史。他们不再以“无知者无畏”而感到自豪，而正像一位组织集体上访的知青首领所说：“我想，我们将站起来，我们应该站起来，由此出发，走向新的生活，走向有人格、有尊严、有灵魂的生活，走向可以真实地说话真实地哭泣真实地活着的生活……”他们的回忆和写作就是这样一种可贵的尝试——撕开自己已经愈合的伤疤，不是一件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作为年轻一代，我愿意认真地阅读这些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息息相关的文字，在向这些作者表达敬意的同时，我更愿意将我的生命与他们的生命联结起来。
不再彷徨
——评画家旺忘望作品《擦肩而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鲁迅发表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集《彷徨》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在走向“现代”的道路上，一直处于“无地彷徨”的困惑和痛苦之中。在既没有“天上的灿烂星空”、也没有“内心的道德律令”的中国，紫禁城里的那把“龙椅”便兼两者的价值而有之。从古至今，少数的僭主们围绕着这把“龙椅”不惜“伏尸百万、流血成河”，而大部分民众则茫然地生活在“十步之外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里。今天，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每一次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选择，恰恰是一种最坏的选择。今天，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宣布：我们每一次克服艰难困苦而进行的“革命”，最后却导致了“反革命”的粉墨登场。我们依然没有走出《红楼梦》的“风月宝鉴”、依然没有走出《好了歌》的哀叹——“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中国还存在着“故乡”吗？中国人的“故乡”在哪里呢？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物欲横流”，另一方面却是“信仰饥渴”，“多”与“少”的背逆，怪异地纠结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基督徒画家、平面设计师旺忘望的新作《擦肩而过》堪称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最精妙的隐喻——在一条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在一辆汽车闪烁的后视镜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神奇的瞬间：穿着长袍的基督耶稣款款地向我们走来；而一个穿着背心短裤、身体强健的运动员却沿着相反的方向越跑越远。他们也许相遇过——在空间的意义上；他们依然没有相遇——在心灵的意义上。
显然，高速公路和汽车是二十世纪工业文明最突出的象征物。同时，它们也是一百年来中国人雄心勃勃要“超英赶美”的标志物。似乎只要中国拥有了比英美更长的高速公路、比欧美更多的汽车，就真正战胜了英美。与画面中的高速公路和汽车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名长跑的运动员。在我看来，他暗示着二十多年来在中国本土畸形发展的“体育热”以及背后的“体育强国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体育现代化”是除了“四个现代化”之外的“第五个现代化”：当年，中国女排的“三连冠”就已经同“振兴中华”挂上了钩；某些人竭尽全力要制造这样一种逻辑思路、并向普通人贯彻之：几名运动员获得了金牌，就是全民族的胜利；体育领域的胜利，就是综合国力提升的表征。因此，继续推展开去，体育完全可以担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华表”。
然而，旺忘望却通过这幅作品作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回答。他认为，那个奔跑的运动员不仅背离了耶稣，也背离了爱；不仅错过了心灵对话的机会，也错过了生命重生的契机。其实，那个奔跑的运动员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都在不停地“追赶”的“中国”的缩影。他用这幅作品告诉我们：“午夜狂奔”和“午夜彷徨”一样都是盲目的，如果没有文化艺术和心灵这两个层面彻底的“除旧布新”，即使我们的高速公路越修越长、汽车越来越多、奥运会金牌的排名节节上升、足球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的根本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人依然无法真正告别“彷徨”的生命状态。是的，跑得快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在“南辕北辙”的话，速度的加快反倒只能导致错误的扩大。
作为一位基督徒艺术家，旺忘望以他卓越的艺术创造和真实的生命之旅，彰显了信仰与中国当代艺术之间的血肉联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旺忘望以“后现代”的反叛姿态开始了他的艺术之旅，他既反叛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反叛现代主义及其此前整个的西方艺术史。然而，在喧嚣与骚动之后，在惊世骇俗与自我放纵之后，他发现面前是一片“一无所有”的“荒原”。此后，是漫长的艺术的停滞、身体的放逐和精神的挣扎。当他意识到反叛不能实现艺术更新、审美也无法达成生命和谐的时候，他终于向真理靠近、向爱靠近、向神靠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世纪之交，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和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次的选择将不再是“无用功”，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所说：“当人感到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