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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乡村生死场
——序许宏泉《乡事十记》
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的诞生不足百年；相对于海洋般广袤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不过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知识分子只有身处都市方能发挥其“文化催化器”的功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自于乡村，即便是最为“西化”和“洋化”的胡适，也终身不改他那乡下人的气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照乡村的时候，一般都从两个角度锲入：一是个体生命与乡村的关系，二是权力与乡村的关系，而这两个角度却又“剪不断、理还乱”，无法间离与分割。
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过滤”的乡村：有鲁迅的绍兴，有沈从文的湘西，有萧红的东北，也有沙汀的四川；有莫言的高密，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李锐的吕梁山，也有刘亮程的新疆。今天，又多了许宏泉在《乡事十记》中为我们描述的皖东乡村。
鲁迅的《阿Q正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说”和“农民小说”。《阿Q正传》揭示了乡村与现代国家权力之间荒谬的关系：现代国家权力无力全面统治乡村，却又开始入侵乡村并企图将乡村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网络”之中；同时，乡村里的人们依然处于某种“自然状态”，在“不争”与“不幸”的漫长循环中麻木着。
鲁迅精辟地描述了乡下人对“革命”的看法——
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就动手剪辫子，听说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尔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这种“蒙昧”的状况，未免让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和黄兴们感到沮丧。但这却是真实的“乡下人的思维”。他们对于“改朝换代”漠不关心，却为保存自己的辫子而杞人忧天。他们天真地以为，“不上城”就可以避免受到现代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改造，继续过自己原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并不“幸福”、并不“诗情画意”，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自从“革命兴起”之后，阿Q们便再也不能享受“化外之民”的“自由”了。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的阿Q，却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现代中国“等待戈多”式的开端。
在许宏泉的《乡事十记》中，我特别注意到《生与死》一篇。这篇几千字的短文堪称《阿Q正传》的“姊妹篇”，它是为“后阿Q时代”所作的一个小小的“脚注”。在中国的乡村里，“生命意识”淡如水、薄如纸，正如《生与死》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乡下人说，生和死就像一根绳子，一头是生，一头是死，生的开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绳子拉个圈，生和死本就挨着，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各安其命”的民间信仰，人们以此来麻醉日常的苦难、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也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在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但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国家权力则逐步摧毁了以上所有的渠道，而直接粗暴地对乡村进行干涉。
《生与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树的女人改快要临产了。改曾经三胎难产，孩子一落地就没了气。这次，树精心呵护着女人，巴望着她生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小子。恰恰在这个时候，队长来催促树参加集会。树要留在家里照顾女人，队长训斥他说：“树，你想过没有，毛主席死了，全国人民都戴孝，今天上午九点轮到我们大队去追悼，你还推三落四，你还是不是党员，你有没有良心。”是毛主席重要，还是孩子老婆重要？对于树以及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主席的灵堂设在公社的大会堂。追悼仪式开始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们哭成一片。树却好像听见了女人在凄凉地叫喊，他使劲咬着嘴唇，心里念着：毛主席啊，树坏心了，树忘本了，很私心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没有我和改了。他默默念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保佑平安……
仪式结束了，树拼命往家里跑，他和邻居们一起用门板将改抬往卫生院。孩子生下了，医生却说，来晚了，大人保不住了，失血太多了。
在这个白描式的故事中，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许宏泉就这样不加任何评说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不，这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乡亲们活生生的生活。许宏泉选择了“笔记小说”的形式，但他的“笔记小说”与贾平凹装神弄鬼的“商州系列”迥然不同，他笔下的是一个“带着血的蒸汽”的乡村，一个被权力凌辱和扭曲的乡村。
《牛奔子》一篇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担任队书记的老牛奔子发现了两个来偷公家洋芋的女人，一个是李家的女人，一个是她娘家的妹子。老牛奔子威胁要告发她们“破坏生产”的罪行，两个女人吓得瘫倒在他的脚下。老六奔子淫心大起，提出如果十六岁的小妹子任他玩弄，他不仅会放过她们，而且让姐姐在田埂上任意挖一些洋芋。田埂下，妹子发出一声声的哀求和惨叫；田埂上，姐姐感到一阵阵的揪心，扔下了锄头，抡起双手死命地扒，指头已经渗出了血，她好像一点也没感觉，一个劲，不停地扒……这个残酷的场景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想起了《圣经》中的话：“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那个受到侮辱的乡村小妹，就是我们自己的妹妹；她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忽视乃至蔑视她们的命运，我们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招致灭顶之灾。然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真实。文学已经堕落为权力的装饰和谎言的奴仆，与此同时，作家们则升华为高雅的“城里人”。
《乡事十记》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无比沉重。许宏泉既非文坛达士，也非学界名流，而是一名自我放逐的“边缘人”。在人人都在标榜“边缘”的今天，连刘心武也开始自称为“边缘作家”了。于是，“边缘”变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词语。但是，许宏泉的“边缘”是真正的“边缘”，这本《乡事十记》便是他的“身份证”。他是边缘人，自由人和乡下人。
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还生活着的乡村，用天才女作家萧红的话来说，那里是没有边际的“生死场”。卑微的我们，能够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改变吗？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或者可以袖手旁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作出了坚定的判断：“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那么，许宏泉笔下的那些沉默者、痛苦者和牺牲者们，孤苦的祥子妈、憨厚的老铁匠、因信基督而被批斗致死的表婶以及喝农药的女人们，都将因为许宏泉的记忆、描述、理解、同情和悲悯而再度复活。
——二零零三年四月八日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爱，直到受伤
——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在与朋友们一起讨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时候，比起经济的增长和制度的修正来，我更关心的是人心的净化和道德的维护。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乃是心灵的问题，乃是道德伦理底线的丧失和悲悯情怀的缺乏。一个没有爱、奉献和宽容精神的社会，无论其经济如何增长、武器如何先进，终究是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社会。二零零三年春天，年仅三岁的四川小女孩李思怡，因为母亲偷东西被警察带走而一个人在家中活活饿死。这个悲惨的故事昭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环节的齿轮尚能正常运转，比如警察稍稍有点同情心、比如邻居们多一份爱心，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就绝对可能活下去。李思怡事件已经发生，李思怡事件还在发生。在面对这样一桩接一桩残酷事件的时候，我时常想到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这位瘦小的修女有一句名言：“爱，直到受伤。”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许多伟大的人物曾发表激情彭湃、高屋建瓴的演说，特蕾莎修女却讲了一个小故事：“我曾与一个有着八个孩子的印度家庭有过一段最不平凡的经历。我来到这个家庭，发现孩子们眼中闪烁着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