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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教师与士兵告别战争语言
不久前，《南方周末》报道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中国的野生大豆申请专利的事件，一时间舆论大哗。紧接着，该报又发表了题为《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的后续报道。我对此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关注。不过，我把它看作一个法律、科学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有趣事件。在中国加入关贸协定的今天，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接受一套崭新的商业规则，而且还要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既需要权利意识的觉醒，又需要义务观念的确立。
但是，读到《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这样的标题时，我的心里却十分不舒服。刺激我的是“保卫战”这个词语。它太重了——一次狡猾的抢注专利事件，还远远达不到要我们以“保卫战”来应对的严重程度。这是一种弱者的“过度反应”。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战争术语和军事术语一直有一种病态的偏爱。虽然早已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我们的心态并没有完全调整到“和平年代”。在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中，与战争和军事活动相关的、或将战争泛化的语言比比皆是。播音员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诸如“文化战线”、“教育战线”、“新闻战线”一类的词语，领导干部会慷慨激昂地高声宣布“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来一次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法学家贺卫方曾经谈到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话语被战争语言毒化的状况：“司法界被称为‘司法战线’，法官之间乃‘战友关系’，人们经常说要发挥法院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作用，法官要‘能征善战’，有时还要‘大兵团作战，……力求每战必胜’。”连“法言法语”也受到了战争话语的腐蚀，可见其流毒之广。最近，昆明市检察院规定，在法律文书中禁止使用“狗急跳墙”、“丧心病狂”之类的语言来形容犯罪嫌疑人。对此，贺卫方给予积极的评价：“此举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检察官在语词风格上有所改变，但是，法律语词事关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乎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否得以遵循。考察一国法治的程度，法律话语是否足够理性化乃关键指标之一。”
贺卫方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然而，这种改变仅仅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发生。在其他广阔的生活范围内，战争话语依然泛滥成灾。我们把政治学习、“严打”、反腐、申奥、抗洪、环保、计划生育等统统当作“战争”来看待。我们很少使用“和平”、“爱”、“温柔”、“宽容”、“权利”、“尊严”这样一些字眼，即使偶尔使用一次，也显得羞羞答答。反之，我们在使用与战争、暴力有关的字眼时，却显得理直气壮、“雄赳赳气昂昂”。其实，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邪恶缺乏必要的体认。在我们制作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战争通常呈现出一种“凯歌高奏”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色彩，它通常遵循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准则——正义一方必然获得胜利、邪恶一方必然走向失败。于是，战争成为一场盛大的狂欢活动和一个关键的历史环节。
长此以往，我们把战争“生活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自觉地、轻率地使用着无数与战争相关的语汇。在上面那则报道中，一个专利保护和基因研究的事件，居然也被冠以“保卫战”的名称，这是记者的潜意识。在孩子们的作文中，就已经开始频频地使用类似的字眼了。我想反问的是：战争真是一件好事吗？古人早就说过，“兵”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物”，除了少数正义之战外，大部分战争的结果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都是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千百万家庭的幸福。有一位西方诗人说过：“每一颗子弹，击碎的都是母亲的心房。”然而，有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热爱屠杀同胞的战争却胜过热爱和平：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年年有、月月有，同胞杀同胞一点也不手软；共和国建立以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则以一种“准战争”的形式不断上演。
我在乡下看到过不少气势汹汹的标语：某地林业部门为了遏制滥砍滥伐现象，贴出了“你砍树，我砍人”的标语；某地计划生育部门则号称“谁超生，就让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位网友也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其一，在广东佛山，一个凶手纠集一群歹徒暴打一位大学教授。当凶手被人告知其施暴的对象是该市惟一的一位博士时，该凶手回答：“什么博士，北大校长我都敢打！”其二，湖北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一个负责人，在面对就一名对非法拘禁案进行调查的律师时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样？抓也就抓了。平反，恢复名誉是以后的事！”其三，西安市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种植五场场长蒲渭滨，对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看谁能把我咋啦！”他们活像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巴顿将军。这样的人整天都与我们生活中一起，是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只要我们多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战争语言和军事语言淹没了，听听那些执法者和官员们的口头禅吧——“什么是法？我们就是法！”、“在这里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知道你们是电视台的，电视台算什么东西？我会揍死你们！”、“我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法律是天平，把天平砸向犯罪分子的头！”面对这些硝烟味十足的话，我不禁疑惑：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呢，还是生活在“谁有力气谁就是老大”的梁山泊？更可怕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是在信口雌黄、并不是在拿大话和空话吓人，他们说的是“大实话”，这些话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实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实情。
“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已然内化到我们的血液里。一种“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积淀了下来，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袭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告别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纪，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互相撕咬的丛林和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自己也在参与着恐惧的制造；我们受到暴力的伤害，自己也增添着暴力的泛滥。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起了甘地。当我面对网上丑恶和蛮横的谩骂时，我毅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甘地的信徒。然而，我立刻遭到更为猛烈和尖锐的辱骂。那些人认为，不是甘地战胜了暴力，而是暴力消灭了甘地——在他们的眼中，最终死于暗杀的甘地是一个可笑的疯老头。所以，他们要沿着暴力的道路往前走。
尽管如此，我没有回骂任何人。对于深陷于暴力和邪恶之中而无力自拔的那些同胞，我惟有深深的悲悯和同情。当然，他们的罪恶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跟他们并没有“天壤之别”。在批评他人身上的迷狂之前，首先要检讨自己所浸染的病毒。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最好的解毒剂。甘地认为，暴力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错误，阻止战争是非暴力的信仰者的重要责任。甘地看到了文明所受到的威胁与挑战，他也知道坦克和飞机的可怕，但他还是站了出来，站成了弱者的脊梁，站成了卑贱者的希望，站成爱的化身。有时候，我不禁要痛苦地感叹：虽然印度与中国在地理上接壤，但是甘地为什么离中国如此之远呢？尽管甘地在中国被“堂吉诃德”化了，但我仍然坚信：“甘地精神”将是中国文化凤凰涅槃时所必须的“催化剂”。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换上“爱的言说”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状态。我想，如果有一天，甘地的言说和甘地的思想能够像青草和鲜花一样生长在我们这片渗透了太多鲜血和仇恨的土地上，那么“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欺压者与受欺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马丁·路德·金语）就会在中国终结，神州也将成为真正的“神州”。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书法是中国最重要的国粹之一。西方的字母文字像曲曲扭扭的蝌蚪，那是一种低级的文化；而我们的方块字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书法已经升华到了审美的境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权力体系中，书法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在中国，题词是某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拥有这种资格的人，除了大书法家之外，就是少数高级官员了。最近被公众谈论颇多的两大贪官胡长清和张二江，都是兼官员与书法家于一身的、“能文能武”的干才。
已经被处决的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出身于贫寒的农家。他的父亲在一九六零年困难时期把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让给了子女们，自己常常吃些树皮、野菜、灶心土充饥，结果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患水肿病去世。父亲临终时，拉着胡长清的手说：“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出头之日。你是男孩，家里你最小，我们家以后就靠你了，你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为我们家争光……”并再三叮嘱胡长清的母亲：“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呀！”当时胡长清只有十二岁。小脚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中国古代曾有穷人子弟凿壁借光、刻苦读书的动人故事，胡长清早年也有类似经历。他捡来山上的桐子榨出桐油点灯读书，但就是桐油也不够用，他就常常在灶前借炉火光亮读书学习、练习书法。后来他的书法颇有几分水平，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胡长清从小就酷爱书法，除了自己刻苦琢磨练习，还常常用卖萝卜积攒的钱买票坐汽车从常德到长沙，带着自己写的两幅字去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指教，从而使自己的书法水平逐渐提高。
胡长清这名坚韧而野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