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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时还缺少应对的办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意识是通行的原则。然而，它的核心内容是等价交换原则，与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并不完全一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意识处于被批判地位，它在党内不可能有市场，更不可能对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构成什么挑战。在革命战争年代，商品货币意识在社会上很活跃，但共产党作为在野党，要万众一心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理想和信念是人人共同的选择。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是商品货币意识已取得合法地位，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堂而皇之晃来晃去，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是一把把双刃剑，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个人谋利。不少手握权力的腐败分子在谈到犯罪动机时都说，〖JP＋1〗看到一些个体老板利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权力，一个个发了大财，而自己手里端着“金饭碗”还过“穷日子”，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就设法用权力去补偿，最后终于走上贪贿的道路而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商品意识高度活跃的今天，怎样去针对性地进行权力观方面的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可怕的动摇。〖KH…1〗
〖HTH〗二是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连系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共产党人比做种子，把人民比做土地，深刻地揭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强调我们党必须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脱离群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党的最大危险，不但会使党的事业一事无成，而且必然导致腐败。
我们党本来就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具体内容。
过去我们党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争人权，争工资，领导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向反动政府争民主、要自由，人民群众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党员干部同群众一起向大自然开战，经常强调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我们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也很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可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农村的基层干部要向农民收公粮，要费用。在企业，有时还要动员一些工人下岗。弄得不好，就容易被工人农民理解成他们利益的对立面。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怎样做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切实感觉到我们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对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仍然恪守计划经济时期养成的工作方法，过分地依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朴素感情，习惯于发布行政命令，以真理的化身自居，而不善于在群众中进行法制宣传，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统一群众的认识。有的对人民群众态度生硬，拒绝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动辄上升成政治问题，无情打击。有的甚至缺乏应有的政治头脑，对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傍“大款”，沉湎于觥筹交错。日久天长，很容易在感情上拉大同人民群众的距离，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上去。近年来在城乡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矛盾激化的结果。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的社会责任十分广泛。任何一个社会管理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差错或失误，都有可能被当成共产党的缺点而遭受批评。对我们党自身地位的这种变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予充分的注意。必须认真研究在当前形势下，怎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觉到我们是真心实意代表他们利益的，必须教育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以实际行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三是要让百姓先富干部后富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分配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有些制度性缺陷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制度上的缺陷很容易诱发思想上的混乱，并进而导致腐败。例如，党政机关自办福利，不但严重地刺激了干部中的攀比心理，而且容易使党员干部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错误地理解自己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
在革命战争年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曾经是我们党克服困难，求得发展的法宝。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曾被当做一种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并当做一种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保持本色的好办法。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党政机关自办福利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引起许多不可思议的腐败问题。有的警察不是认真查处卖淫嫖娼，而是怂恿娼妓勾引嫖客，与娼妓联手诈取嫖客钱财；有的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是认真查处污染大户，而是故意保留一定的污染源作为收取罚款的根据地；有的学校不是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思想教育，而是鼓励学生多向父母要钱，多在学校自办的小卖部里花钱，以便老师能够多发点奖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的咄咄怪事，都和机关自办福利有关系。
几年来，不少人提倡高薪养廉。这个口号很值得研究，不宜笼统地加以提倡， 因为这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社会分配，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范畴，而且是最接近上层建筑的那部分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是能够直接对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的一种经济关系。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涉及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关系问题。领导干部的贡献大一些，生活安排得稍微有保障一些，老百姓是能够理解的。但如果党员领导干部的物质生活与人民群众差距太大，不光老百姓不会接受，而且不符合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有人说高薪养廉是世界通例。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各国的通例是公务人员的薪金收入只能保持在中等或稍微高一点的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了一个特别重大的政策，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民政策的主旨不是让党员领导干部先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老百姓先富起来。毋庸置疑，如果允许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与老百姓一样发家致富，按照各自所拥有的条件，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比普通老百姓先富起来。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率先成为人民群众中最富有的一群人，人民群众就绝不会继续把我们党和政府看做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绝不会继续像以往那样信任和拥护我们。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格局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河南省新乡市风泉区耿庄村党支部书记耿瑞先率领导党支部一班人，奋斗10年，使该村村民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600元，如今达到6500元；以倒闭企业的20亩地和厂房入股，成立高科技企业众邦化工公司，年产值达4000多万元；党支部动员村北260户村民住宅拆迁，盘整86亩土地，以土地入股，与房地产合作开发26栋15万平方米的商品住宅楼，目前已建好22栋，销售率达95《Times New Roman》以上，村集体获利3000多万元。
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在短短几年里，把全村人均收入不到700元上升为1万多元。他说，群众不富俺心不安，啥时候看到群众都比我富我就高兴死了。为了群众利益，他带头吃亏，奉献在前，享受在后，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从不浪费一分钱，不喝群众一口水。他经常说，一个班子必须廉政，不廉政就不能稳定、不稳定就不能发展。
千百万老百姓争先致富的冲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巨大活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强大力量。因而老百姓发家致富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但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就不同了。我们手里都掌握着大大小小的公共权力，如果也和老百姓一样竞相攀比财富占有，很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导致腐败。领导干部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当官即不许发财，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所以，我们不能去和老百姓攀比财富占有，更不能一看到有人先富起来就坐不住，就要去充当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
四是民主集中制不能走过场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实行党内监督，防止发生腐败的重要武器。
共产党不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联合体，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先锋队组织。所以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与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有区别的。民主集中制可以归结为“四个服从”，但其本质不是强调服从而是强调统一。其目的是求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而不是形成基于利益权衡的政治妥协。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民主集中制不但是组织原则，而且是认识真理的锐利武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是在不同问题上用不同语言表述的同一原理。
民主集中制是党所一以贯之的根本制度，但历史条件的变化，贯彻这一制度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每个共产党员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为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贯彻提供了纯洁的客观环境。发扬民主时没有私利和偏见作祟，实行集中时也不是私利操纵下的权力运作。“四个服从”既是组织原则，也是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不同意见的争论可能十分激烈，但再激烈的争论也只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范围而不会伤及感情。就连人们职务的变动也只是工作范围和责任大小的改变，基本不涉及物质利益，因而无论上升下降都能泰然处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