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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铸鼎为九鼎，并命名为“中正鼎”，计划在“双十节”（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举行献鼎仪式。
“双十节”之前，蒋介石从蒋经国口中得到消息，觉得不是好兆头，便在10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委扩大特别会议上讲：有些同志要给我祝寿，还要献什么鼎，我是国民革命的军人，既不做寿，更不能接受献鼎。献鼎是封建王朝的一套，要把我陷入不仁不义的地步吗？这不是帮我，而是害我……
这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朱家骅的脸上，之后，朱被免去了中组部部长的职务。
不知李兴民背后有没有“朱家骅”的背景，但无论如何，李兴民确实不如蒋介石，蒋介石尚不愿陷入不仁不义，而李兴民的确身体力行，做到了不仁不义。
2005年2月20日从浙江温州传向全国一个英雄的名字——李学生。这天下午，金（华）温（州）铁路温州黄龙马坑隧道口，那是何等悲壮的一幕：为了从车轮下救出两个惊惶失措的儿童，过路的河南省商丘籍农民工李学生奋不顾身地冲上铁轨，用36岁年轻的生命挽回另一个幼小的生命。
英雄的灵魂，在火车撕心裂肺的刹车声中完成了庄严的升腾。
李学生与罗盛教、欧阳海、刘英俊、李向群等共和国的英雄人物一样，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一员。在李学生的壮举面前，温州感动了，河南感动了！中国感动了！对这种感动，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这样写道：
这种感动，来自于他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若能将只有一次生的机会付与别人而甘之如饴的人，才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完美的人。唯有这种牺牲，才使得他的人生犹如一道绚丽的彩虹，辉耀长空。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但要死得其所，为人民而死，比泰山还重。李学生挽救的是素昧平生的孩子，舍去的是需要赡养的亲人。这种取与舍，得与失强大反差的背后，显现出的是他日常良好的道德情操的积累，体现的是社会和谐的人间真情。只有经过时间沉淀的美德，才能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演化为一种行动，做出一种创举。李学生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德素养融为一体，用生命铸就了一个新时期舍生忘死、取义成仁的青年先锋的典型，树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抵御各种诱惑、锤炼道德情操的标杆。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李学生死了，但斯人已逝，精神永在，英名长存。李学生死了，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但他用自觉的行动选择，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善、美。
第三节 2010年之前中国高频腐败仍继续
第三节 2010年之前中国高频腐败仍会继续
考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控制腐败蔓延当做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控制腐败的斗争已取得明显成效，这是国内外有目共睹的。但中国的控制腐败的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专家们分析中国高频腐败的势头在2010年前不会得到根本改变。
一、中国的控制腐败的斗争已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中国的控制腐败的方略符合中国国情，在控制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倡廉放到全党工作的大局中来把握；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的格局；坚持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抓起，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积小胜为大胜的斗争策略；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控制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本方针，等等。这套控制腐败的方略，显示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腐败斗争的特点与规律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对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腐败现象有了充分的信心。
第二，中国控制腐败的斗争维护和促进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应该看到，现阶段党领导的控制腐败斗争，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搞群众运动，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展开的。中国的控制腐败斗争是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党和政府研究制定了一批重要的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规范了党员干部、公务员的从政行为，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围绕重大改革决策开展执法监察，仅“1995年至2000年上半年，全国开展执法监察1074万项，发现问题线索1431万个，提出改进工作和建议3458万条，查处违法违纪案件85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37万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85亿元。”2002年10月25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说：1992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83491亿元”，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专家说，反腐败是另一种生产力。此话乍听起来，开始很难接受，但仔细分析确是如此。李雪慧在《时评反腐败》一书中这样认为：“反腐败就其本身而言，确实不是什么生产力，但它却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去除障碍，或减少羁绊，调动生产者的最大积极性，让生产资料实行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大自然这一劳动对象带给人类的恩赐，让社会发展的航船沿着健康的航道前行。这就像一个在旅途中行走的人发现自己生了病，如果置病情于不顾，硬撑着往前走，久而久之走不了多远就会倒地难起；反之，如果能稍做停顿，检视自己的病情，并对症下药，祛除病灶，加上必要的调养，那么就会很快恢复元气，继续前行。可以说，反腐败是一种治病固本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全力支持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也是切合实际和富有成效的。党和政府及时地将控制腐败的成果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这样做，正是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的表现。尽管现在距离达到政治清明尚有一段艰难的路，但如果我们不是有效地打击遏止了腐败的势头，那么中国的腐败势头蔓延会比现在严重得多，社会发展会严重受阻，甚至会危及国家政权的安全，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命运可能在中国出现。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全党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估计。”〖ZW（〗见江泽民同志：《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ZW）〗
二、中国控制腐败的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在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控制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正确以及成效明显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控制腐败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然，不排除在某些领导干部和群众中期望将腐败现象痛快淋漓地铲除干净的急躁情绪。然而，这只是人们善良的愿望。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分子一网打尽，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将滋生腐败的土壤一铲而空。但这仅仅是“理想”而已。事实上，由于腐败现象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权力还在产生作用，那么，不管你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现象还会产生，腐败分子还会不时地冒出来。就以目前廉洁程度较高的香港来说，据廉政专员李少光说，在香港每年接获的贪污举报也高达4000—5000宗。正因为如此，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麦柯马克明确提出：反腐败的目标是控制而不是消灭贪污腐败。
据史料记载，明初流弊横行，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官员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要被处死。之后，剥下他的皮，塞进干草，再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以警示后任官员。然而，当官员们在“喜只喜出将入相三声炮，爱只爱三棒铜锣来开道”的新入仕的热乎劲儿过去后，就开始了贪钱敛财的聚富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现的腐败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河北被正法的，刑场上的枪声和刘、张的忏悔想那“河北第一秘”李真不会不清楚，但他仍踏着刘、张的尸骨一步步走向深渊。同样都是“身居高位”，同样都是那么年轻，正如一首诗中所云：“有些人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也正如新华记者乔云华在《地狱门前》一书中所写：
李真走时，我仿佛看到“斜阳送落叶上道，几只饥鹰盘旋着飞来吊孝”的凄惨景象，仿佛还看到了赃官们“坐”在李真的尸身上，依然红着眼睛，发着嗜权、嗜钱、嗜色的号叫……
下一个借尸还魂的会是谁呢？
有贵州“第一夫人”之称的阎健宏在问题暴露后，组织部门物色了一个政治坚定、业务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向明予接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向明予是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经济学博士。上任时中央纪委领导亲自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