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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有识之士甚至普通百姓从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的现实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腐败是导致中国亡党亡国的最大潜在危险，因而无不恨之入骨。湛江特大走私案曝光后，当地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个个都杀，会有冤枉的；隔一杀一，会有漏网的。”话虽偏激，但反映出民众对个别掌权官员的不信任和失望。官员是党的化身和政权的化身，对官员的失望，就是对党和政府的失望。
腐败的猖獗，使党中央震怒了。江泽民同志坚决表示：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管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中，查处的大案要案之多，惩处犯罪干部级别之高，都可列入共和国50余年历史之最。
据统计，从1993年至1997年3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86万多件，结案633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32万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2万多人，地厅级以上1600余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多亿元。
《思想理论动态》2004年第6期报道“五年因腐败倒下的党员干部人数超过三大战役的总和。”根据中央纪委提供的数据，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开除党籍的有137 711人，三大战役我军阵亡 46 993 人，是三大战役的近3倍；5年来因腐败受纪律处分的 708 439 人，三大战役受伤人数183 624人，是三大战役的4倍；5年来处分县处级干部28 996人（开除党籍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级干部98人，特别是查处了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同时，一些实权人物也纷纷落马。中国红塔集团的头头褚时健，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0年，中国处决的贪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为共和国半个世纪以来所仅有，因此有人称这一年为“鬼”年。
2月26日，侵吞三峡移民款上千万元的黄发祥第一个在重庆伏法。3月8日，巨贪胡长清在江西南昌被处决。5月，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被执行死刑。“陕西第一贪”周长青和“甘肃第一贪”徐光明也走上不归路。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北京被枪决，他是迄今为止被处决的级别最高的贪官。9月18日，贵州巨贪许杰、杜建生被判死刑。10月8日，“延安第一贪”刘小兵被处死刑。10月12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高佩义被处死刑。10月13日，“广东第一贪”谢鹤亭伏法……
还有一些的贪官虽然没有走上黄泉路，也都被用重典，将在铁窗中度其余生。
在2000年底之前查处的大案要案中，人们议论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陈希同、胡长清和成克杰三案。
陈希同案发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市长，权高位重。此人“文革”前原是北京市委的一个秘书，党的十二大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十三大进入政治局，他在执掌首都大权期间，接受贵重礼品20余件，价值人民币50多万元。他指示、纵容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和怀柔县建造两座豪华别墅，供自己和王个人享用。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陈经常到两座别墅吃住玩乐。违规建造别墅和购置设备共动用资金高达3500多万元人民币，耗费服务管理费240余万元，吃喝挥霍公款100多万元。他还利用职权支持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商，谋取非法利益。
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此案涉及陈希同。
1995年4月4日，王宝森在北京郊区偏远山区一个苹果园持枪自戕，饮弹毙命，而王被公认为是陈的“钱袋子”。
王宝森任职期间，滥用职权，贪污公款250多万元人民币，2万多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和其他关系密切的进行非法营利活动，造成上亿元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高级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不仅嫖宿北京的卖淫女，还花高价从外地空运妓女供其淫乐。他还违规批贷巨款资金，造成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失。1994年轰动全国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款，王宝森是后台之一。
在调查王宝森的犯罪活动中，发现一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陈不得不于1995年4月下旬“引咎辞职”。中央纪委开始对陈希同进行调查，1997年8月，陈希同被开除党籍，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陈希同被捕后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30多年前，陈曾是昌平县的“父母官”，现在“荣归故里”却是囚徒一名，真是“沧海桑田”。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在此之前，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被捕，判刑12年，可谓“入狱父子兵”。
和陈希同案有关的几个人，北京市人大原副主任铁英、市政协原副主席黄纪诚、陈希同的原秘书陈健，均被处以重刑。陈健当上陈希同的秘书，并非有什么上乘的表现，只是因为会打乒乓球，在办公厅工作时常陪陈希同打球，因而得到上司的欢心。
陈希同案是20世纪90年代共和国最为典型的一个腐败案例。就在“皇城根下”如此肆无忌惮地腐败堕落，说明腐败在干部队伍里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对共产党内出现这样大的腐败案件感到痛心，也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陈案的坚决查处、毫不姑息中看到了廉政的希望。
胡长清一案，有许多别的案例没有的“特色”。案发前，胡的政声已不佳，这和陈希同有些不同。
胡长清有个绰号：“三胡省长”：胡吃、胡写、胡吹。胡吃人人皆知，胡写是胡长清爱写字。他的书法的确有几分功底，出过集子，在全国书法家协会还有头衔。爱写字也罢，但他当省长后南昌满街头都有他的题匾，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字而是由于显赫的官衔。
当时南昌流行这样的顺口溜：“东也湖西也湖，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南昌古称洪都，所以顺口溜称洪城。胡还应好友之邀，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充满隐晦讥讽，胡竟昏然不察：“男厕所女厕所男女厕所，东写字西写字东西写字。”胡在接受调查期间，还故作镇静地对中央纪委的人说：“我那点事说说就算了，出去后给你们每人写幅字。”胡吹，一是胡长清擅谈，一般的会议他从不愿意念稿子，二是善于吹嘘自己。他在不同场合会给自己编造不同的历史，一会儿说给高级首长当过秘书，一会儿说是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这有的是子虚乌有，有的是凭特权和关系弄来的，就连大学毕业证书也是身居高官后通过关系弄来的，属于造假之列，但不是通过街头那种造假证的个体户，而是堂而皇之地从学院官方办来的。
恰恰正是由于伪造证件导致了胡长清的败露。
1999年8月，在昆明举办世界博览会，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馆位于世博园中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展位，开馆以后各省区都举行自己的馆日活动。8月6日江西馆日。这之前，已担任副省长1年零8个月的胡长清接到调北京工作的调令。他提出，希望主持江西馆开馆活动后再赴京。这本来是他分管的工作，因此他的要求合情合理。8月6日他飞到昆明主持了江西馆开馆仪式。8月7日上午，又参加了一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然后就不知去向。时近中午，忽然接到胡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说要到深圳去一趟。秘书问要不要人随行，他口气坚决：“不要！”恰在这时，中央一部门有事找他，南昌、昆明、深圳，都没有他的的踪影。无奈中，查验昆明机场的出港名单，也没有胡长清的名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查明，胡长清去了广州，以“陈风齐”的化名住进了广州中国大酒店。
一个高级干部行踪诡秘又使用假证件，不正常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纪委的注意，审查胡长清就从这里开始。
结果查明，胡长清犯有受贿罪、行贿罪、渎职罪，还有巨款财产来源不明。总计受贿545万余元，行贿8万余元，另有160余万元不能说清合法来源。胡长清可以说是一个鲸口大蠹，仅从一个私企老板那里，就收索贿款320余万元，而这个私企老板得到的好处则是胡长清“协调”来的贷款2000多万元。至案发时，只还了区区10万元，有人算过，胡长清从1998年1月至1999年8月，担任副省长期间，受贿、索贿的不义之财平均每个月高达33万元。
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一个共性：玩女人。胡长清也不例外。
胡长清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如果没有副省长的高位和多得花不完的票子，他是难得一般女性青睐的。案发后他的一个情妇说：“我不是看上他的长相，而是图他的权和钱！”
胡的淫欲甚强，他不仅包养情妇，还出入色情场所。案发后查明，胡和私企老板在两年的时间里，就私下里到广州、澳门等地嫖娼25次，甚至让澳门的卖淫女周末由珠海飞南昌与胡长清幽会，星期天再飞回去。
胡长清包养的情妇中，有一个是赣江宾馆的服务员，小胡长清20多岁，也姓胡，人称“小胡”，1995年8月认识不久，胡长清便通过私企老板给“小胡”在南昌买了一套住房，又把她调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