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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中央纪委宣布：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待遇。经查，程维高在河北主政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职务影响，进行违纪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问题的郭光允同志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死刑，程维高对他们的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受到中央纪委处理后的程维高已匆匆离开他仕途最高峰的河北，返回他走上仕途的起点江苏常州，妻子和女儿都已被捕，儿子程慕阳潜逃国外。一个已72岁的老人，本可以功成名就，儿孙绕膝，颐养天年，而如今呢？
所以，法有了，制度有了，还要看执行。江泽民同志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徇私枉法，执法犯法，以权压法，那就比无法的影响还要坏。它破坏了法制的尊严和权威，民众对社会稳定失去起码的信心，就会浊水横流，天下大乱”。
对此，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同时，党必须依法执政，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呢？也必须依法司法。其他部门都必须依法办事。
而要达到上述目标，就必须实施强有力的监督。监督本身也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被称为依法监督。江泽民同志说：“必须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监督还要依靠各个方面，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权越大、位越高，越需要监督。重点“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监督”，而且是从决策到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行强有力的监督。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监督制度。如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政务公开制、民主评议制等。就是决策环节，也要实行责任制。就是说，对滥用手中权力、违反法定程序，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决策行动，要追究决策者的党纪、政纪直至法律责任。
强有力的监督制度特别是对主要领导人员的监督，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江泽民同志的话使人们备感清新和振奋。其中，有些虽然在设计阶段，有些只是个开端，但人们已看到希望。晨曦已露，曙光在前，正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则仁斯至矣！”仁，是孔子理念中的最高境界，似乎很抽象，很玄妙，高不可攀。但它却说，只要你脚踏实地去实践它，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它是很具体的，从身边小事做起就是。
被誉为改革之星的前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把党的“四大监督机制”落实细化为“五大监督机制”：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统战牵头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以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正是这些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长治市在吕日周上任不太长的时间内，干部作风有所转变，用人风气逐步匡正，干部使用由过去的往上“跑”转变为向下“找”，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么，从“长治现象”看，是否可以得出有了监督机制的设立，干部作风问题、腐败滋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呢？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吕日周有吕日周的改革条件：一是他握有“一把手”在当地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他当时55岁，不担心影响仕途的升迁；三是他和诸多利益集团无瓜葛；四是严格自律，过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五是他对山西和长治的省情、市情了如指掌。相比之下，那些看着自己顶头上司的脸色的监督，要困难得多，也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为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而该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也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
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说：“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此，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厦门远华走私集团的头子赖昌星也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所谓领导干部的“爱好”，无非指的是贪官的贪欲（金钱欲、色欲、出国欲、升官欲）。赖昌星的确“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不仅可以为他认为有用的官员提供金钱、美女、香车、出国等，还可以为其“跑官”“买官”。所以，权力者的“爱好”一上来，一膨胀，一绝对化，什么制度、条例都不管用了。
……
为什么“强硬的监督机制”斗不过看起来“无形的权力”呢？因为再好的制度，再厉害的党纪国法，一旦到了拥有“绝对权力”的“第一把手”那里，都成了虚设，都变成了可以变通的条文。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往往是：上级的监督太远，同级的监督太软，下级的监督太难，法律、法规的监督太晚。也有人形象地说：上级监督是雾里看花，形有实无；同级监督是缩手缩脚，软弱无力；下级监督是纸上谈兵，名存实亡；群众监督是水中望月，徒有虚名。所以可以这么说，像陈希同、成克杰、李嘉廷这类“第一把手”的腐败分子是从来也没有将监督制度放在眼里的，从来都是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制度之上的，从来就是藐视、漠视、轻视甚至敌视这些制度的。从最近几年查处出来的那些权高位重的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看，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或者查办其他案件，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来为制度而设立的监督机构似乎功劳不大。
我国20世纪90年代，监督机制越来越健全，但腐败频率却越来越高。在腐败分子中，“一把手”占有绝对的多数（资料表明“1998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第一把手’占总数的421《Times New Roman》”），有那么多权高位重的“第一把手”陷入腐败的泥坑中去，显然是“硬制度”斗不过“软权力”的结果。为什么“软权力”对“硬制度”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主要领导将权力“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家长化”了。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权力的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个人领导”“一言堂”使当权者有恃无恐，什么制度，什么党纪国法，全抛到九霄云外，有谁还敢监督？还能监督？于是乎，生杀予夺全在股掌之中，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亿元贪起来好像从自己的一个口袋拿出来装进另一个口袋。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家长制”现象，在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因为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史。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对从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残余影响一直重视不够。而我们的社会匆匆忙忙转型后，对“家长制”也没有很好地批判和清算。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少领域推行的“承包制”，又形成了“权力老板化”倾向，一些单位干脆称谓“第一把手”为老板。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公仆意识肯定相应地淡化，某些权力者自然成了“龙头老大”，大搞“家长制”，无论什么事，都是一人说了算，“一锤定音”，不准有“杂音”，哪里还容得人民群众和法律的监督。
所以，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在重视制度创建的同时，必须在监督机制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使监督部门有权力、有办法实施监督职能。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质上能够落实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而不至于让监督者看着被监督者的脸色去监督。
总之，从“人治”到“法治”，任重而道远。在这条道路上，关键不是制度的创立，而是制度的落实。按照吕日周的体会说，落实，好比种子落到土里，生根、发芽、破土、抽枝、长叶、冒穗、杨花直到结出果实，才叫落实。落实的反面就是落空、落后、落马、落难。那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条件下，人治“一不小心”便会死灰复燃。
第三节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为经济的发展注入空前的活力。但许多消极、丑恶的东西同时与改革开放俱来，经济犯罪活动是其中最猖獗的部分。但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改革开放，还回到“左”的老路上去。“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关起门来肯定建不成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反复告诫的，也是为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所证明的。于是，邓小平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还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是强国之路，是中心和基本点，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后一手，往往显得较软，起码有一段时间或在一些地方，确实后一手硬不起来。如果不加以重视，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会被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