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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那个“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年代，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迅速地点燃了亿万中国人用劳动创造富裕生活的积极性。
总之，这次全会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并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堪称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党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为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坚决纠正过去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指出，经济建设必然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究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勇敢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针对经济调整工作，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当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事业。如何正确实行改革开放？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一课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探索过程，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曲折，甚至发生某种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找到了突破口和实验场。
第三节 万里与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诗经？齐风？甫田》描述了公田的荒草。在荒草丛中，能寻到庶人阶级的“斗争武器”，那是一种“蔫坏”的暗器，用今天的话讲，叫“磨洋工”。
诗云：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无怀远人，劳心忉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解为：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骄。
怀念不要怀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忧心劳劳。
种田不要种公田呀，只有莠草长得高。
思念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呀，白白地伤心劳劳。
所谓甫田，即当时井田制中的公田，即大田，为贵族集团所有。两千八百年前的“公家”是指贵族集团，即平民阶级头上的统治阶级。
孟子曾描绘过“同养公田”的制度：“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听上去就像在说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大田和自留地。只是比重不同，井田制中的公田不过1／9，而人民公社的大田要占全部耕地的97《Times New Roman》，自留地也只能在业余时间耕种。不过，自留地带来的收获却远远超过业余水平的比例，因为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尽力干。
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农村当会计，深知大田里的庄稼怎么也比不过自留地长得好，看了《诗经》才明白，原来这并非人民公社的“专利”，倒退两千八百年，到周王朝的田里看看，也是杂草丛生。《春秋公羊传》何休注中也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偷懒是庶人对付公田的武器。《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那就是贵族阶级对付偷懒的工具。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意味着贵族战败了。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庶人很难明目张胆地对抗，但是惹不起他躲得起，我“出工不出力”，你监督者，拿我没办法。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连蒙带骗。这是统治者很难对付的“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2000多年前贵族阶级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统治者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划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那么，1978年农村的“包产到户”原来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首创，2000多年前就有它的雏形。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在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多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现代人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哪里去了呢？无须多说，一个个被淘汰出局了。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但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1848年2月24日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至今，共产主义已经在这个星球徘徊了150多年，为了全人类的富足，马克思一生都在奔走呼吁，自己终因贫困倒在了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中国共产党在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后，终于成了执政党，可以带领人民奔向富足大道了。然而却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当富足之神终于来临的时候，我们某些共产党人为什么突然惊恐万状，不仅不举起双手迎接希望的太阳，反而重演了一幕幕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翻身农民兴高采烈，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使农民在失去土地支配权的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在人民公社一统天下的体制下，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农村至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疯狂大幻想时期。正是这疯狂大幻想，拉开了大饥馑悲剧的序幕。
让我们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县来透视整个安徽乃至全国。从1949年至1955年，从初级社到高级化，粮食总产从990万斤上升到2600万斤，这个曾以讨饭闻名的穷县破天荒地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正当人们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前景时，出现了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人们也许对一位名传遐迩的安徽农民女歌手吟唱的民谣记忆犹新：
粮食垛子堆上天，累得老汉腰腿酸，
摘朵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抽袋烟。
这是1958年浮夸风的代表作。然而，与迷醉的歌谣形成反照的却是彭老总所哀叹的败落景象——
谷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
锅砸了！铲折了！田荒了！禾抛了！
一个尚未解决饥饿问题的古老的农民国度，用极其古老的生产方式，却要在一个早晨赶上和超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得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只能是一部迷乱的狂想曲。
吹牛是要付出代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的猖獗，直接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大破坏。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实际只有3500亿斤。但是，在层层浮夸下却被虚报为5500亿斤，牛皮吹上了天。然而到兑现交公粮的时候，牛皮被吹破了。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强行拿走了农民活命的口粮，于是饥饿席卷了神州大地，尤其是四川、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乞丐大军奔涌不息，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和颤抖的恳求。
1961年2月，曾希圣到安徽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面对全省农村的严峻现实，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际产量记工分”的办法，实质上是包产到户的雏形，并第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961年7月毛泽东同意了安徽的做法，但到这年的12月，毛泽东又对自己曾表态支持的“责任田”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希圣针对毛泽东要求“改正责任田”的指示争取道：“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再搞一段时间。”
毛泽东未置可否。
安徽省委坚持“责任田”的做法，直到1962年3月，中央将曾希圣调离安徽，并改组安徽省委。
1962年9月24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安徽省的责任田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再次受到批判。
中国农民经历了太深、太重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