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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图谋的野心家提供了机会。这些野心家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示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5年2月，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报纸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决定是否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北京的报纸转载了，不过人们总认为是学术讨论。而毛泽东则说：“《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强行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看法已经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在批《海瑞罢官》的同时，经过林彪的策划，在军队中制造了一桩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对罗瑞卿的不信任。罗瑞卿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以“篡军反党”的无中生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此时，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被停止工作。这就是“文革”初期中央“揪”出的“彭、罗、陆、杨”。
彭、罗、陆、杨还有其他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相继被打倒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连同报纸上声势汹涌的大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造成到处是“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仿佛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五一六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上述词语均是毛泽东亲自批加的，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社会主义阶段已经“道不合、不相谋”了，这些老干部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认为他的许多主张无法推行，是因为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进行阻挠。加之这种思想又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于是，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担忧。在下发五一六通知之后不久，他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全面发动，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指斥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这个精神，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以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成了典型的“一言堂”。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他们对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游行、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迫害和冲击。这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人、农民中的造反派，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剧烈的派性斗争，甚至发展到武装争斗。种种越轨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干预和约束，因而整个社会很快陷于动乱之中。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对社会的这种严重混乱状况毛泽东在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在1966年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表现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较前给社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灾难。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在2月11日、16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反而被诬指为“二月逆流”，被强行压了下去。
经过29个月的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数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因为此时毛泽东逐渐发现，那些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
1969年4月1日，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为给这次大会做准备，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正是这次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