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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之后，心情异常沉重，曾动情地说道：“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两个就是救了200个、2000个、20 000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举动，再次向全社会表明：共产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因而得到社会各界和亿万人民的交口称赞：共产党真了不起！江山坐稳了。还有人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第七节：对建国初期遏制腐败高发势头的思考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此时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终于站稳了脚跟。共产党进城后考出了好成绩，没有出现毛泽东、周恩来所担心的“因考试不及格退回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调动社会控制和国家控制的整合力量成功地遏制了这一时期腐败的高发势头，在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上至开国的领袖下至各级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大都过着清苦的生活，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任。在发现党内有不良作风和腐败苗头时，立即毫不留情地大造声势，大张旗鼓地动员反腐败。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刚刚执掌新的政权就进行反腐败，自己割下自身的毒瘤，的确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预料到建国后将要出现腐败的高发态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考。
1948年12月，刘少奇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中，十分警惕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搞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这里所讲的“腐化”，即目前我们所称的腐败现象。建国初期，中央曾一度定义为“腐化堕落”现象。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那段“周期率”的对话，人们早已耳熟能详。1949年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傅作义先生对共产党干部戎子和说：“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之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戎子和对他说：“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1989年1月26日《北京晚报》。
正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想到的情况，进城后“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出现了。1951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认为全国解放后，“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1951年12月1日，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猛力地侵蚀我们，以至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同上，第473页。〖BP（〗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BP）〗为显示解决问题的刻不容缓性，在《决定》中，毛泽东添加了重要的话：“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同上，第535页。
〖B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当时腐败态势的估计是正确的。1951年12月4日晨，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情况，以及对以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意见。北京市委报告所显示出的腐败频度已相当高，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当天即审阅并作出批示：传达到县团级。
中央机关的情况怎样呢？1952年1月9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中节委主任的薄一波，代表中节委在中央和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通报了开展“三反”斗争以来，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1670余人。……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薄一波的这个讲话所讲的事实，是在1951年12月1日至8日党中央、毛泽东号召“三反”运动到1952年1月9日的一个月之内发生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央机关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事实大量暴露。
10天后，即1952年1月19日，根据中央各机关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其中贪污1亿元（旧币，下同）到10亿元的有18人，1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有130人，100万元左右的占80。因贪污浪费等原因撤职的50人，被逮捕的48人。又过了10天，即1月29日，中央各机关抓获大贪污犯161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202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400—450人。所贪污的款项至少要达到1000亿元。1000亿元有多大价值呢？薄一波在1952年2月1日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按照当时国际流行的平价购买力方法，计算了当时的腐败频度。他说：“1000亿元（可以买1亿斤粮食，可以买800万元白洋，可以买10万两黄金，可以供28万人吃一年，可以买3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66架战斗机，可以买10万担棉花，可以买345万匹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4页。
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中央各部门纷纷检查腐化情况。1951年12月14日，滕代远在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根据已有的材料看来，铁路系统内部贪污浪费现象确是普遍的严重的，十分值得警惕。”罗瑞卿在1951年12月22日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从许多地方的材料看，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斗争，必须发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扫除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残余影响和反对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和影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说：“贪污、浪费的现象在青年团员和青年中也还是存在着的，而且是不少的。”讲话均转引自1952年1月的《新华月报》。
地方上的贪污受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从1951年3月到1952年2月，东北局的高岗、西北局的习仲勋、华东局的饶漱石、华北局的刘澜涛等中央局的负责人相继向中央报告了“三反”运动开展的情况，问题的严重性都相当触目惊心。1952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讨论中，披露了西南财政系统的贪污情况，指出：“仅据西南财政部的统计，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4816人，贪污现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
1952年1月19日后，“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的“打虎”阶段。1952年1月30日，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汇报会上，提出了大贪污犯即“大老虎”的标准，2月2日毛泽东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打虎”部署，全国进行了“大老虎”的搜寻工作。“虎”当时指贪污犯，按李富春在当时的报告中提出的标准为：贪污额1000万—5000万元的为“小虎”，5000万—1亿元的为“中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
关于“三反”运动的定案处理情况，有两份材料值得关注。
一是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中央纪委根据对除中南局外的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个中央局情况的汇报，对“三反”运动的定案情况作了一个统计，截止到1952年6月初，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共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其中有23万多人要受到行政处分，占贪污者总数的18强，受到各种不同的刑事处分者59182万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强。又据各地级不完整的统计，“三反”期间，仅地方县委以上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的处分者就有4029人。在这
4029人中，有省级或相当省级者25人，占026，地级或相当于地级者576人，占143；县级或相当于县级者3428人，占855。
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报告于1952年10月25日获中央批转。报告对“三反”成果作了全面系统总结：“全国县以上党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