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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于“西安事变”后为建立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努力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战救亡工作中，在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议员后，他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和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此后，在国统区风起云涌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1949年2月，黄炎培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毅然奔赴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
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此次在延安参观考察了5天，看到延安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气象颇为感慨。临离开延安前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黄炎培到他家里做客，两位政治家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黄炎培交谈，他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已经预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但在他的心中还存在着一团疑惑。他毕竟熟读古今历史，有着几十年的丰富阅历，他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
黄炎培诚恳地说：“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很难跳出这‘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一席耿耿直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略做沉吟，朗然应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102页。
黄炎培听罢连连点头，当即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面对黄炎培提出的担忧，毛泽东坚定地要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兴亡周期率”。在后来西柏坡召开的划时代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
建国初期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为了彻底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断然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高岗的报告上批语：“现在已到了紧要时期了。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这场斗争是极为必要和适时的。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有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由此，中央决定成立由薄一波任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具体领导“三反”运动。自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展开了。
从1951年11月到12月底，为推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毛泽东两个月总共发了百余篇书面指示。其中，12月1日，毛泽东通宵未眠，拟就了长达7000多字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严肃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中共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12月4日，北京市委把北京的反贪污情况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愤怒之余，挥毫指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他指示的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并首次使用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这样的措辞严厉的字眼。由于毛泽东的不懈努力，反复动员，大力发动，到1951年年底，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发动了起来。
为了开展好“三反”运动，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薄一波的汇报，他殚精竭虑，作了无数口头的与书面的指示与批示。仅两个月的时间，他作的书面指示就达100余篇。毛泽东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中节委的工作进行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
在运动中，毛泽东很注重抓典型，他认为中央财政部的“三反”经验很好，就加以推广。他于1952年1月4日向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发出长达700余字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务必发动群众，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者经理，一律撤职查办。”
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其他的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被免予刑事处分。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为防止个别地方在“三反”运动中有“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还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为了提高人们的“三反”自觉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捉“大老虎”，“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以便“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和“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为了用民主的方法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做李自成”，毛泽东除了极善于调动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反腐败积极性外，还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亿万中国人民反腐败的积极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打人民战争的革命领袖，在和平年代，也掀起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这场人民战争战果辉煌，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场反腐败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
“三反”运动这场廉政风暴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出现的腐败现象，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纯洁了执政党的队伍，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消除了影响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巨大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人民军队，尤其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廉政教育，普遍经历了一次反腐败的斗争实践，端正了社会风气，端正了党风、政风，为以后几年经济建设的恢复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也为今天的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六节 新中国高官“落榜”第一案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日。
古城保定——河北省当时的省会，这一天特别阴冷，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激愤严峻的气氛之中。
这一天，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两个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性质最为严重的两个特大贪污腐化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被党和人民押上了断头台。成了在“赶考”中败得最早、最惨的两个“落榜”的共产党人。
这是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起高官“落榜”大案。
随着两声枪响，举世哗然。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西方一家通讯社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