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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亲人，我们参观后的感觉自不待言。据介绍，参观者往往是沉默无语。又是沉默，黄洋界、生平展，怎么像一个把一切思维和情感吸附进去的黑洞，让人无法用语言表达那复杂的情感呢？
这使我想起了纪念堂，想起了瞻仰厅前人们等候时的嘈嘈杂杂，想起了队列进入瞻仰厅后的肃然无声。没有提醒，没有指挥，甚至没有暗示，人们下意识地选择了无声。因为，他们此时正面对着历史。
说来也怪，原本是来探访井冈山的“红”，却首先被这里的“绿”所折服。从老照片上看去，井冈山不少山峰有草无树，但有猴子、老虎出没。井冈山人能回忆起淘气的山猴牵走红军的马匹，大家虚惊一场的趣事；还有朱毛红军下山前朱军长的战马被老虎咬死，百姓连夜做草鞋相送的逸事。经过解放后历年经营，如今荒山郁郁葱葱，甚至朱毛挑粮小道已被两旁新生的大树封住，但再未听说大山里有什么野生动物出没。生态真是微妙。
外婆是１９２９年１月随朱毛红军下山的，直到１９８４年去世，５５年间她再未重上井冈山。外婆回忆中也未提到下山经过，好在和她亲如姐妹的曾志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让我可以了解到当年外公是怎样改变她的命运，她又是如何改变外婆命运的：
大部队下山，我没有任何恐惧不安的思想情绪。因为井冈山的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敌人就是打上山来，我们到处有隐蔽的地方，还可随时伺机袭击敌人。但在大部队出发前的一天，即一月十三日下午两点钟左右，从茨坪突然送来一张条子，这张条子是毛委员亲笔写的。他要我立即动身，天黑前赶到茨坪，第二天黎明与部队一起出发……
到了茨坪，在一个店铺里，我见到了毛委员。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队伍出发？”“你问她们。是她们推举你，要你一同下山的。”毛委员笑着指向坐在旁边的伍若兰、贺子珍和吴统莲（引者注：后改名为吴仲廉）等女同志说。＇注１１＇
原来，外公急召曾志下山，是“搬救兵”来了。
外公与外婆１９２８年５、６月份结婚，此时新婚刚过半年。这次，外婆坚决想留在井冈山――她想从此告别剪报生涯，重操旧业，投身到动员群众和宣传革命这些热火朝天的工作中去。外公怎么劝说她都不肯改变初衷。最后只好请曾志出马了。＇注１２＇
外婆的刚烈性格，此前每每被外公的柔情所化解。外公首先对外婆晓以大义，反复说明剪报工作的重要性。革命工作有很多种，只是分工不同。确实，外婆费尽心机搜集来的各种皱巴巴、乱糟糟的废报纸，对远在在偏僻闭塞井冈山的红军将领来说，是可以分析敌情，捕捉战机的宝贝，其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使外婆安下心来的，还有外公爱的表白。一句“我也离不开你呀”，就一次次打消了外婆想出去独立闯荡的念头。为了自己的理想革命工作，为了自己深爱的人，还是继续当他的后勤吧――外婆说服着自己。
这次曾志已来不及多讲什么道理，而是采取连拉带劝，先拖着走再说的策略，她居然成功了。３０年后的１９５９年，又是曾志上庐山促成毛贺美庐相会。这是“井冈山人”情谊的又一传奇，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生于１９１１年的曾志，比外婆小两岁，与贺怡同岁。那时，平日与姐姐形影不离的贺怡与父母为躲避敌人追捕，正在百里外的吉安隐居。１９２８年４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曾志是出名的爽快泼辣的“红姑娘”，与外婆脾气十分相投，她无疑暂时取代了贺怡的位置。
我了解到：曾志的祖父前清做过永新把总（相当于县武装部长），外婆的父亲在永新县衙做过师爷（相当于县政府法律顾问）。虽然是一武一文，曾、贺两家长辈却都喜好读书，这恐怕也是她们一见如故的原因吧？至于我的曾外公贺焕文是否做过江西安福县长，地方史志没有记载，在此只好存疑了。
所以我在想：如果１９３７年那个夏天有曾志、彭儒和吴仲廉这几位姐妹劝解，外婆是否会回心转意，不再坚持外出疗伤、学习呢？无奈她们三个偏偏都不在延安：未到过中央苏区的曾志一直在外地做地下工作；被留在中央苏区的彭儒为躲避敌人搜捕回到老家宜章；与外婆一同长征到陕北的吴仲廉被派到西路军妇女团后兵败被俘，历尽艰辛逃离魔爪回到延安时，外婆已经离开。
不过话说回来，夫妻间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夫妻两人解决。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外力只能是辅助。毕竟那个时候，外婆还没做母亲，还没有经历儿女失散之苦，身上也没有后来的那些病痛。当时的毛贺关系，还是单纯而和谐的。
外婆还牵挂着百里之外养病的哥哥，我的舅公贺敏学。他不久前患上急性黄疸病。井冈山缺医少药，又要防止传染，他只有回到老家永新黄竹岭，寄住在一户老乡家里，独自养病。
第一部分１９２９，离别井冈（6）
黄竹岭是江西永新城南６０里万年山区的一个小山村，距离井冈山不足百里。舅公与外婆都出生在这里，兄妹两个相差四岁，自幼就是离不开的玩伴。直到现在，村里还流传着外婆幼年的几件趣事。＇注１３＇
我外婆小名桂圆。小桂圆一岁多的时候，吃饭时就逞强，自己装饭自己吃，又喜欢把碗端到外面，和小朋友一块儿吃。她走路不稳，常常连人带碗扑倒在地上。有时一天打碎几只碗，最后家里的碗都被她打碎了。买碗吧，去６０里外的永新县城只有一条黄泥路，极为不便。当时左邻右舍的小孩用的都是竹碗，据说不善手工的贺父就费尽心思，亲自为女儿做了一只。小桂圆第一次用竹碗吃饭时，高兴了好一阵子。
谁知，大概过了一个月，贺母再用竹碗为小桂圆装饭，她却闭口不吃。大人以为孩子着凉了，摸她前额，不烫。问她、哄她，就是不吭气。妈妈气得给了她两下，小桂圆哇哇大哭起来。大人要出去忙了，顾不上再和她计较，便让六岁的贺敏学在家照顾妹妹。等贺母回家准备晚饭时，发现竹碗不见了，就问儿子。经过再三追问，敏学才吞吞吐吐地说：你们下田了，妹妹从地上爬起来，气鼓鼓的，她用柴刀劈碎竹碗，丢进灶塘。
又是一天，贺父贺母吃了早饭后外出，中午也不回家，把一双儿女锁在家里。桂圆大哭，敏学拍着妹妹哄她，无效，自己也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伙伴们都在贺家门前大喊，叫他们俩出来玩。他们心痒痒的，可又出不去，怎么办？黄竹岭人家还没有瓦房，屋顶都是用杉树皮铺的。小敏学爬上梯子，想把杉皮推开。可推不动。三、四岁的桂圆发现一根一头尖尖的棍子，就拿给哥哥。小敏学用棍子捅开了屋顶，蹿了出去。
桂圆怕哥哥走了，丢下自己，急得要哭，大叫：“哥哥！”敏学让妹妹顺梯子爬，她年纪小，爬不上来。敏学叫伙伴找绳子来，一头栓在大树上，一头让妹妹栓在腰间。可她根本不会打结。敏学无奈，回身下到屋里，在妹妹身上打了个结；又让她不要怕，他和伙伴齐心合力把妹妹拉了出来。这下，兄妹可玩了个痛快。等到夕阳西下，贺父贺母回来开锁进屋，却没见人。他们面面相觑，摸不着头脑……
舅公病重时，外婆曾到黄竹岭看护他。临别时，外婆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和哥哥分开过。他们一起在黄竹岭玩耍，一起在海天春生活，一起搞永新暴动，一起上井冈山。现在哥哥病了，自己要走，心里空荡荡的。
外公外婆在井冈山时，多次来过黄竹岭，据说最后一次回到黄竹岭是在１９２９年元旦后。离开那天，他们起得很早，黄竹岭全村人也起得很早，与十里八乡翻山越岭赶来的百姓围拢过来为外公外婆送行。临别之际，小孩子抱住外公的腿不让他走，姐妹们抱住外婆不放她走。他们的口袋被老乡准备好的茶蛋、酱姜、酱梨和柚子皮塞得鼓鼓的。
大家还送来不少吃的东西，都用米袋子装好了。最让外公外婆为难的是老乡送来的布鞋、草鞋堆积如山，他们只带了三个警卫员，即使一人挑两担也带不动。这些都是乡亲们的心意，又是红军的必需品，不带不行。最后，外公和外婆决定让出两匹坐骑驮运，他们夫妻步行回井冈山。＇注１４＇
在去井冈山的路上，我和妈妈在春生舅舅和永平姨父鼓动下，决定回老家看看。我们亲身体会了从永新城到黄竹岭交通不便之苦，在车上被两个多小时的山间土路颠簸得晕头转向。当年外公和外婆回黄竹岭，只有骑马或是步行。外婆童年时全家从黄竹岭走到永新城，要用一整天的时间。
终于到了外婆的家乡，妈妈显出很满足的神情。因为要赶路，我们在村子里呆的时间很短。临别老乡们拿出两桶自制的油茶，坚持要我们带上。想来，这已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礼物了。山里人性子直，而且待客又非常热情，更何况是面对外婆的后人，我们只好收下。
我和妈妈去黄竹岭之前，去“看”过曾志奶奶。
１９８４年４月，外婆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曾志前来参加并站在第一排。此后我再未见到她。１９９８年，曾志在北京去世，留下遗愿将骨灰送回井冈山。她回到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井烈士身旁（曾志下山前任红军小井医院负责人。朱毛红军下山后，小井医院有几十位伤员被敌人杀害，后建墓于此），回到１９２９年自己接到外公急令出发下山的地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四个字：“魂归井冈”。
２００１年，我随妈妈来到井冈山，凭吊了小井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