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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云，战争是死亡的筵席（War is death feast）。
还有什么动物，比人更残忍，饥餐渴饮，自相残杀，
至今想不出办法，可以制止它。
以暴易暴，怨怨相报何时了？
可是，我们还要活下去——别被我们的同类吃掉。
兵法是生存哲学，我这么想。
葛兆光说，李零有兵法，时常拿我打镲。
他请我到清华演讲，特意向学生这么讲。
司马迁说，孙膑、吴起不会保护自己，
就像商鞅和韩非，作法自毙，下场很惨。
中国，玩兵法于生活者太多，我是虽讲而不会用。
《孙子》是一部兵书。
但《孙子》不仅是一部兵书，还是一部讲中国智慧的书。
智慧是个中性词汇，可以做各种解释，
学以致用不是学以致庸。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生意经，或传授阴谋诡计的书，那就错了。
有人说，华人最滑。
其实，聪明过头，就是傻。
谭嗣同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飘渺间”（七律《题江标修书图》）。
最近，“尊孔读经”又成热门话题。
这对中国的形象是帮倒忙。
我的看法，中国的经典，不是没人读（五四以来，一直有人读），而是经典的概念发生变化，读法和以前不一样，用不着哭天抹泪，说不读经典，就天塌地陷、亡国灭种，更不必瞎扯，人家的文明走进死胡同，非得求咱们拉一把，看在孔子的面上。
五四以来，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提高了诸子的地位，五经也各得其所。
这是好事。
如《诗经》，现在多放在文学专业，和集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尚书》、《左传》，也放在历史专业，和史部的书搁在一块儿讲；《易经》、《论语》和《孟子》，则放在哲学专业，和《老子》、《庄子》搁在一块儿讲。三礼，王文锦先生讲课，是在我们的考古系。
经典，当一般古书读，本来就五味杂陈，是个大杂烩。近代，大卸八块，解构重组，这很正常。不是不读，而是换个方法读。
另外，打利玛窦来中国，400多年了，咱们的书，不光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比如国外的书店，汉籍之中，译本最多，要数《老子》、《周易》和《孙子》。《论语》是咱们的看家宝，翻译最早，但广大外国老百姓，读者寥寥，反而排在这三本书的后面。
道理何在，值得思考。
近代，有个毫无道理的说法，一直有人讲：
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
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
现在的道德，更是糟之又糟。
贪官豪夺，奸商巧取，
老百姓也无心学好（光靠勤劳，只能当“杨白劳”），
良心都揣在了裤裆里。
当年，西方初遇中国，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比如黑格尔讲中国哲学，第一是《论语》，第二是《周易》，第三是《老子》。三段论，排在前头的，最低级；排在后面的，反而高级。他最看不上《论语》，说这本书，一点哲学味道都没有，读过原书，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为他老人家的名誉着想，要是他的书从来没人翻译，就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哲学史讲演录》，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一卷，119—120页。。
西化后的中国，我们有了“哲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概念。
1930—1934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一上来，先讲取材标准，什么是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上册，25—27页。。日人高濑武次《支那哲学史》为兵书作提要，特别推重《孙子》，冯先生以为大谬。他说，兵家著述是哲学以外的东西，本书不能收，书中没有《孙子》。1962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才把《孙子》收进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197—201页。。
自序自序（2）
兵法里面有哲学吗？
北魏，魏太祖不懂中国书，他问李先：“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说：“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魏书·李先传》）。这是尊孔读经风气下的传统说法。
然而，1984年，李泽厚先生写了篇文章，叫《孙老韩合说》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收入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7—105页。。他说，从孙子到老子到韩非子，“由兵家到道家到法家再到道法家，是一根很有意思的思想线索”，中国思想，从《孙子》的军事辩证法发展为《老子》的哲学思想，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发展为《韩非子》的帝王术，最后到《韩非子》，才“益人神智”，一字一句，“多么犀利、冷静和‘清醒’，然而又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汉以来的儒家，外面是儒术，里面是这类东西，《易传》代表的儒家世界观是继老，汉儒的统治术是承韩。
在他看来，中国智慧是孙子的遗产。近来，何炳棣先生再申此说何炳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收入所著《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35页。，也强调了《孙子》的重要性。
李先生说，《老子》受《孙子》影响，《易传》受《老子》影响，只是假说，未必被普遍接受，也很难被证明，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是最高屋建瓴、洞察隐微，启发我们做深入思考的卓见，难怪屡被引用。
今天，读经典，有两本书不能没有，一本是《孙子》，上面说了，最有智慧，百代谈兵之祖；一本是《老子》，教我们放下“人”的架子，别跟人逞能，要谈宇宙人生，老子天下第一。
这两本书很短，都在五六千字左右，连读带讲，一学期，正好。还有一本，也很短，是儒经中的《周易》，但《易经》本身，离开《易传》，也就没意思，加上《易传》，字数也不少。数术无经典，《易传》很重要，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它是必读书。《论语》，我也很重视，没有理由不重视，但不是学哲学，也不是学道德（我有《论语》讲义，另外讨论）。这书的篇幅大了点。上面三本书，《孙子》、《老子》和《周易》，全都加起来，才顶得上一部《论语》。其他子书，多是皇皇巨著，不选没法讲。
《孙子》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
说起讲授《孙子》，我想向读者做点介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讲课经验。
我是1985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北京大学，早先没有讲课的经验，头一回在北大讲课，就是讲《孙子》。北大，我是外来户。古文献，我是外行（原来是学商周考古和古文字）。人太嫩，名太小，地位一点没有。
1986年，备课一年，我开始试讲，讲授对象是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人很少，大概只有十人左右。当时，出于对北大的敬畏，我想学术一点。我给他们讲银雀山汉简，讲《孙子》中的疑难点，但效果不理想。
第二堂课，课堂里只剩两个学生。一个是中文系的学生，叫韩振宇，后来在某家报社当记者。他来，是代表其他学生跟我宣布他们的决定。韩说，同学们反映，您的课太深，听不懂，他们不打算再来听课，委托我跟您讲一声，我们都很忙，以后就不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上课，头一回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能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总不能拉着别人听。
走就走吧。
还有一个学生，叫魏立德（Francois Wildt），岁数跟我差不多，法国来的，留在教室里，不肯走。他说，老师，他们不听，我想听。我说，就俩人，还占这么大个教室，太没意思了。你要听，就到家里来吧。
那阵儿，我还住人大林园六楼我父母家里。没房，学校不分，我也不要。除了上课，不去学校。现在正好，彻底不去了。每次上课，魏立德都很守时，总是提前一点到，不到正点不上楼。我从窗子往外瞧，他在树下抽烟。
后来，他成了专家，真正的专家。他翻译过《三十六计》，在法国卖得很好。在我认识的西方学者中，他最懂法国理论，也最通中国兵法。特别是他讲奇正的文章，是理解最深刻的一篇（参看本书第七讲）。
1989年以前，学生经常不听课，在宿舍睡大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课堂里稀稀拉拉。他们还喝酒，我带的那个班，他们就拉我到宿舍喝酒。后来，发生了“柴庆丰事件”，学校规定，酒不能喝了。但毕业是例外。为了庆祝，他们照例要和老师撮一顿。我记得，有一个班，他们拿啤酒一杯一杯灌我，碰杯时，总是说，谢谢您教我们兵法。我头有点重，但不及于乱，回家还能骑自行车，天不旋，地不转。
我觉得，他们只是客气。
这是往事，走麦城的事。
卖个破绽给你听。
凡是上我的课，我的态度一贯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人来人去两由之。
有个学期，我做过试验，把《孙子》课扩讲，不光讲《孙子》，还讲其他兵书，学生不多。
那学期，有两个外国学生听课，一个是美国人，叫郭锦（Laura A。Skosey）；一个是加拿大人，叫江忆恩（Alastair I。Johnson）。郭锦曾带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到我家谈话，看我和魏立德一起用英文翻译《孙子兵法》的讨论稿。后来，他做了一个新的《孙子兵法》译本，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