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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学者从政派”。当时，蒋介石的教育部常务次长、留英科学家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国防设计委员会，并递交了一份委员名单，里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此提案当即被蒋介石采纳。正是从这个名单开始，演绎出了“学者从政”、“专家治国”的思潮。胡适当上了外交部长，清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李书华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等等。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12000名公务员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超过了1/10。翁文灏便是其中一员。
应该说，翁文灏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而悲剧就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就很难预料了。翁文灏骨子里生成的学者秉性，使他本无意于仕途；加之他在地质学方面早已成就卓著，对做官从来兴味索然。然而仕途偏偏对他情有独钟，厚爱有加，做官居然做到了“宰相”一级，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之顶峰。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又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1932年春，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也许蒋介石与他前世有缘，面对众多的学者，偏偏对他格外赏识。蒋介石一向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浙江，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正是蒋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一心搞科学的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辈子会做官，便再三推辞，执意不从，但最后还是身不由己，与蒋达成协议：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他只挂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
据许纪霖先生撰文说，尽管翁文灏坚持留在北平，而只挂名南京，但对国民党政府却同样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携手合作了。在一大批知识名流中，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他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薄的了。他并非缺乏行政能力，只是没有做官的兴趣。然而，一起偶然的车祸，却又偏偏改变了他的命运。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一次外出中，偶遭车祸，伤情十分严重。蒋介石得报后，当即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派去医生，接去家属，将生命垂危、仅有90磅体重的翁文灏硬是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那么车祸脱险之后，他的内心又添了一层“救命之恩”，为日后翁、蒋两人的关系埋下了伏笔。翁文灏为人忠厚，知恩图报。所以，当第二年蒋介石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翁文灏便再也不好意思推辞了，只得正式入阁。从此，翁文灏弃学从政，踏上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官场之旅。
一年后，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翁文灏成为蒋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从书斋走上政坛，从科界跨入政界，虽说翁文灏是迫不得已，但开始也不乏雄心勃勃。在初涉政界的翁文灏看来，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政治最重要的目的不过就是想法让优秀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人和平地下来。翁文灏的这一政治观显然是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主张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并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位地质学家对政治似乎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其实不然。政治体制不变革，像翁文灏这样的好官纵然再多，也无济于事。因此，在国民党那样一种政治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不如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尽管翁文灏是不懂政治却又误入仕途的一介书生，但他毕竟又是一群“醉汉”当中的清醒之人。
今天的我们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翁文灏，他的确是一个有着非凡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开拓事业的精神，在他领导下的北平地质调查所，才于1929年在周口店发掘出轰动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他有八个子女，家累很重，生活拮据，但从不侵吞公款；他虽兼任多职，却只取一份主职工薪而从不领取兼职俸禄。在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他连汽车也不配备，坚持步行上下班，省下的经费则用在科学研究上。这在当时贪官污吏横行的社会里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据他老家宁波城西石塘镇的老人说，翁文灏从不车马相随、衣锦还乡，往往孤身一人，身着长衫在田间徘徊，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国民党内，凡是做过行政院长的人，无不腰缠万贯，他做行政院长后，却一直保持着独立不群的品格，始终两袖清风。作为客座教授讲课，他凭的也不是官位，而是渊博的学识和精辟的论述。他讲课能倾倒所有学生。
后来，翁文灏不顾蒋介石再三挽留，毅然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虽然身上还残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习性，但整个人格却释放出了独立的光彩，并能在最后一刻投入和平阵营。在纠正错误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的真正本色。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北京人”惊动蒋介石（2）
在现代中国，像翁文灏这样既有传统功名（早年曾经中取秀才），又有洋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是少而又少的。假如，一代奇才的翁文灏能有幸遇上一个太平盛世，一个开明体制，他后来的死，还会是那样的悲惨和廉价吗？
然而，种种错位，种种短拙，竟然是那样奇妙地巧合在了一起，以致让后来者的我们实在难以辨清，到底是翁文灏负了时代，还是时代负了翁文灏？而在1941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面对“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他是力不从心的。
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翁文灏早就收悉了。而且，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联系。然而，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的回音。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难以做主，为慎重起见，他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北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中国的“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作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中。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上述打算和考虑是周全的，也是很有水平和极富远见的。因为1941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发生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遗憾的是，翁文灏写给裴文中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来得迟了一点。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的11月份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只差一个月左右了。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而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混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散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在表达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这块是非之地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我们在未得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