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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面对瞬间骤变的世界局势，日军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爆发了一场“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论战。而论战的最终结果是，主张“南进”的实力派获胜。于是日本决定孤注一掷，在英美的南洋势力范围内大开杀戒。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
作为对日本人的回敬，7月2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资产；8月1日，再度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显然，如果日本的石油得不到进口，原来储存的原料就会消耗殆尽，那么具有高强度杀伤力的武器，如军舰、飞机、大炮等，将通通变成一堆废铁。
对此，日本人怒火万丈，杀气骤增，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公开宣称：“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9月6日，日本东京御前会议讨论了由海军军令部草拟的一项重大决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此《要领》明确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日美外交谈判，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立即采取对美（英、荷）开战行动。”
10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而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于是，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而此时，度日如年的裴文中，仍然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在焦灼中等待，还是等待。杨钟健和卞美年此时已经离开北平，先到南京，后退长沙，再去昆明，最后辗转到了重庆。留守在家里的科学界人士，随着战争风险越来越大，不少人早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者说虽有兴趣却又无法进行。于是，一些人开始成群结队、漫无目的地游动起来。而游动的队伍不断增多，不断扩大。在这极其难挨的日子里，存放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化石，一时便成了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和闲置的物品。北京、天津科学界要人，以及京津4所大学地质系、历史系的教授和学生们，纷纷涌向协和医学院参观“北京人”化石。新生代研究室几乎变成了展览馆，而研究人员也因此差不多成了讲解员。
当然，这些供参观的“北京人”化石，不过是仿制的模型而已。这些仿制出来的模型，与原来真的标本相比，除了重量轻以外，若是只用眼睛看，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平常，新生代研究室人物进行研究的时候，一般用的也都是仿制的模型，除非有特别用途或有重要人物前来参观，是绝对不许任何人从保险柜中取出“北京人”真品的。
在众多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两个很奇特的日本人，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夹在其中。他们瞪着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打听、窥探。而且，几乎每个星期，这两个日本人都要混杂于人群之中，观赏一次“北京人”化石的模型——他们像幽灵一样地到来，又像幽灵一样地离去。
不久，这两个日本人的行动引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有关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人将这一情况向裴文中作了反映，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来历以及参观“北京人”的动机时，想不到这两个日本人却在1941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不请自便，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来到了斐文中的办公室。
这两个神出鬼没的日本人，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曾经暗中到周口店窥探过“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长谷部言人一见大名鼎鼎的裴文中，便以日本人惯有的礼节向裴文中深深鞠了一躬，显得很谦虚，也颇有一些学者风度。他把自己的身份简单作了介绍，又彬彬有礼地说道：“我们是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上崇敬的心情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祖先，我们为中国有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同时也对裴先生的杰出成就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裴文中望着面前的两个小个子日本“学者”，并没有急于说什么。他知道，“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历来都是由许多外国的学者共同参与的，但是，由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控制，始终没让日本的科学家和学者介入。日本人曾多次去“参观”过周口店，也曾多次同他们有过联系，却一直未能伸进一条腿来。对于这项重要事业，日本人当然是不会甘心永远被排斥在外的，所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一些“学者们”便想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来攫取这项事业。但只因“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背后站着一个腰缠万贯、“独霸江湖”的大老板——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日本人也就只有忍气吞声、无可奈何了，至少目前还是如此。
“裴先生，我们的意思是，鉴于您在国际上的崇高名望，以及‘北京人’化石对人类意义之重大，我们打算在您所领导的研究室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从事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若能承蒙您高抬贵手，在贵处容我二人一席之地，那实在不胜感激，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幸运！”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终于还是道出了真实的意图。
面对这样的要求，裴文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两个不速之客想来这里“研究”“北京人”化石，不可能纯粹是为了科学，肯定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他想，日本人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侦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而已。关于这一点，即便是一个孩子，恐怕也能从日本人的目光中感知到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圈套。
“请裴先生三思，后会有期。”两位日本“学者”遭到裴文中的拒绝后，留下两句意味深长的话，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
但是，裴文中心里有数，日本人肯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果然，两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高井冬二居然在法国人德日进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裴文中的办公室。裴文中一见高井冬二，颇感惊讶，他没想到日本人真是神通广大，竟然把手伸到大科学家德日进那儿去了。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日本人暗中出动（2）
德日进一进门，便指着高井冬二先向裴文中做了介绍，而后告诉裴文中：“高井冬二希望能在研究室工作两个星期，研究一下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
裴文中急忙借口推辞说：“现在没有办公桌，是不是等等再说。”
德日进却说：“那就让高井冬二先生先用我的办公桌工作吧，这些日子我就不来办公了。”
尽管裴文中心里知道，高井冬二很可能就是来新生代研究室“卧底”的，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德日进是大科学家，又是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请来的顾问，也就没好再讲什么，想等观察观察再说。
这样，高井冬二就在新生代研究室真的“工作”起来了。
其实，中国的周口店和“北京人”化石，早就被日本帝国牢牢地盯在了眼里，并列入了他们梦想侵吞中国文明圣果的计划之中。早在1926年，发现“北京人”的消息首次公布，便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震动。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刚一公布，日本文部省就开始密切关注“北京人”化石的一切动静了。其间，日本方面还曾经多次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欲派人参加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但他们的一系列请求均遭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坚决反对而最终未能如愿。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感到插手“北京人”化石的机会已经来临，便迅速调派东京帝大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华。两人来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学者，名义是到中国来做学术访问和交流，而暗中的任务则主要是搜集“北京人”化石的有关情报，包括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北京人”存放的具体地点、具体工具和具体保管情况。
鉴于美国人的强大势力和中国方面采取的严密的保安措施，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始终未敢贸然行动，而一直在暗中察访，偷偷探寻“北京人”化石的有关信息和存放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实在笨拙至极，收效甚微，在某些方面甚至一无所获。因为裴文中所领导的新生代研究室向人们展示的，只是一些人类骨骸的模型而已，真正的“北京人”骨骸却始终藏而不露。日本帝国即使派来两位高级间谍，也未必就能囊中探宝，一了夙愿。当然，二人心里也明白，像“北京人”化石这样的世界珍品，恐怕只有傻瓜才会将其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唯有也必须采取特殊的行动和手段，方能有所突破。
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中国境内缓慢无效的行动和微小的情报收获，使日本文部省要人极其不满。于是，随着太平洋上空战争乌云的日渐浓密，日本文部省再次下令，催促他们务必加紧行动，尽快探明“北京人”化石的一切虚虚实实。
然而，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毕竟不是专业情报人员，他们在会议桌上的高谈阔论可以哗众取宠，甚至令人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但在情报工作中的拙劣伎俩却不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