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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和太平洋上空不时席卷而来的血腥气息和紧张气氛，他早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他虽然每天坐在协和医学院的办公室里，内心却忧心忡忡，尤其是想到自己刚从法国回来时的雄心壮志，心里便充满了无奈与悲凉。
1937年11月，裴文中取道意大利乘船返回南京时，正值上海战事吃紧。是时，国民党军队已退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准备迁往内地。不久，南京沦陷，30余万居民遭到日军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接着，广州失守，武汉失陷，战火把大半个中国烧得一片狼藉。北平落入日伪之手后，中国地质调查所在枪声与战火的笼罩中很快退出北平，迁往南京，后又相继迁往长沙、昆明，直至退到重庆北碚才算立稳了脚跟。设立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却没有随地质调查所搬迁。因为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属于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一切，日本人是不敢轻易干涉也是无权干涉的，所以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下，新生代研究室在一片混乱之中居然还挣扎着维持了三年。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一切财产，则暂时由负责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代管。
但由于负责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人平时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中非常困难，再加上地质调查所留下的几个职员意见不合，工作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裴文中一回到北平，正发愁的地质调查所美方负责人便如释重负，很快找到他，要求他留在北平，接替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
新生代研究室名义上是协和医学院的一个附属组织，其工作人员均由协和医学院发给证书，所以尽管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却并没有占领属于美国管辖的协和医学院，裴文中他们每天照样可以以协和医学院职员的身份上班。但1941年之后，随着日美矛盾日趋尖锐，太平洋上空的乌云越聚越厚，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架在了一个由日本制造的火药桶上。而北平的局势，更是一天不如一天。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外国侨民惊恐万状，驻华美军神不守舍。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每天在办公室谈论的话题，几乎全都是关于战争、战争……
在此期间，北平协和医学院整班整班的学生以及助教、讲师、教授等，也都带上自己一切可以携带的书籍和生活用品，纷纷开始离开北平。外籍教师、学生，先乘火车到达秦皇岛或者上海、青岛等码头，再转乘轮船回国；中国的教师、学生，大都先从日本统治区设法冒险逃到四川重庆，而后再在那里继续工作和学习；一些医务人员则纷纷逃往南方城市，重新寻找新的工作。此时的协和医学院虽然照常开门维持，但工作内容却已经只限于门诊治疗了。于是，北平协和医学院——这座由美国人构建在中国土地上并在中国土地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医学殿堂，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衰败与沉寂。
面对如此险恶的日美战争局势，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了。因为如果日美战争一旦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而作为新生代研究室具体负责人的裴文中，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着急。在他看来，“北京人”发掘于中国的周口店，首先应该是属于中国的国宝，其次才是人类的稀有文物。他作为一名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比外国的科学家就更有责任、更有义务保护好“北京人”。何况，他还是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
于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怎么办？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怎样存放“北京人”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便成为摆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有中外科学家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犹太人泪洒北平（1）
1941年3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一片冬来万物凋残的景象。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院的门洞前，如同最后一张完整的面皮，在寒风中缓缓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就算一块安全的地方了。
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1935年应聘来华，见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办公室。如果说当年的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充分显示了他卓绝的智慧和超人的洞察力，那么魏敦瑞在对“北京人”化石的发掘与研究中，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个犹太人在科学上的精神斗志和精湛技艺。
魏敦瑞来华后，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很少有其他民族的科学家能与之匹敌的。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家的优秀特质。这些著述不仅是人类学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之前或者以后，没有任何一个用欧洲语言写就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关于“北京人”研究之专著相提并论。
1936年11月16日，德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解剖学家魏敦瑞来到周口店发掘现场视察
然而今天，魏敦瑞却破例没有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
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一直忧虑不安。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等人曾就此作过反复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方案：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魏敦瑞觉得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在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化石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大家觉得魏敦瑞说得很有道理，便否定了上述提案。
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自己将“北京人”标本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北平被日本人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
而裴文中的内心，矛盾重重，左右为难。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将化石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1927年2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
其实，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如下三个方案：
第一，在北京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第二，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第三，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
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原因是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若按第一个方案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隐藏“北京人”化石的秘密场所选在什么地方为好。其次，即使“北京人”被秘密藏起来了，但它终归是在沦陷区，一旦日美战争爆发，狡诈的日本人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探寻“北京人”下落，藏得再秘密，恐怕也难逃日本人的魔掌。
第二个方案从理论上说多少有些道理，因为只要能把“北京人”化石运往重庆，日后的安全基本就有了保证。但问题是，在战火纷飞、烽烟四起的恶劣环境下，若想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一次辗转数千里的大转移，风险极大，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便有落入日伪或匪痞手中的可能。
相比之下，第三个方案尚具可行性。因为只要将“北京人”化石用车辆运往秦皇岛码头，再将它装在美国来华的邮船或货轮上，就可能平安抵达美国。但问题在于，“北京人”化石毕竟是中国的国宝，把中国的国宝“偷偷”运到美国去，岂不成了“大汉奸”、“卖国贼”？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能同意这一方案吗？全体国民能理解这番苦心吗？更何况，这个方案又明显地违背了中美之间早就签订过的条约。
怎么办？三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