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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是一个很坏的消息：“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李济从对方的口气中明显感觉到，斯脱特司令官的话绝非儿戏！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很是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司令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知道，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但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1942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个人顿时失去了往日春风得意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再也不见踪影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判断，也无法判断，只好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之后，李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1946年4月8日由上海返回东京，4月9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但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1。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我很赞成，并愿前往。
2。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套材料，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3。现在总部所定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具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4。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5。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6。中国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请盟军总部代索。
7。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了盟军总部已经采取的立场。
接下来，史克门少校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北京人”的问题。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已炸毁，旧日收藏多已散佚。帝室博物馆的陈列品，也只是应付盟军的急就章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且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国专家赴日寻找“北京人”（3）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7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同桌吃饭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东方学家，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彼此都能理解，心照不宣。
在此期间，李济向史克门少校提出了三个问题，以征询意见：
1。中日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
2。日本军阀中国毁坏的文物，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日本应该如何赔偿？
3。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的器物，应如何处理？
史克门少校认为：中日战争自“九一八”算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史克门少校的这些意见，应该说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不过真正落实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是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的美国高级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西藏考察过，与李济是老相识了。二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很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不要推到AlliedCounci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心中基本有数了。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仍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还是没有找到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来，在日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是一件不应该成问题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此外，1945年11月19日美联社就曾向世界发布了《“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的消息，1946年1月1日美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找到，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在李济看来，“北京人”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能断言，美国就一定没有将“北京人”从日本人手上收归己有？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汇报后，朱世明将军感到问题复杂，也很棘手，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的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
致：威娄柏中将
参谋长助理
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
1．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1）“北京人”标本，包括7个头盖骨，12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2）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3）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4）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化石。
（5）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教授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2．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2）和（3）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C。I。E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3．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中国代表国的李济博士，并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4．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1946年4月30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1。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2。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3。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交还代表团；
4。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先生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5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5月5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先生离开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