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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同引起我的注意是在1967年1月，那时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他发表了一篇精辟的谈话，解释为什么河内能够坚信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范文同辩称，双方力量的悬殊只是表面现象；北越人准备世世代代战斗下去；美国在物质上的优势只能在有限的一段时间起作用。他们拖也可以把我们拖垮。结果证明范文同言中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帮了他不少忙。这种军事战略的声势浩大到足以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可又因不能放手大干而难决胜负。
“范文同身材矮瘦，但很机警，目光炯炯有神，好像随时准备拆穿对方的诡计似的，同时意味着决不轻信大资本家的话。他站在现称主席府的那座大厦的台阶上迎接我……
“会见开始时相当轻松愉快，范文同和我都表示迫切希望建立一种新关系，并将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可是这位总理话锋一转，气氛顿变；巴黎协定签字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发出战争可能再起的不祥的暗示。他断言，如果新建立的关系不发展成为互利的坚实基础，那么，刚刚签字的巴黎协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稳定的局面，一段喘息时间而已’。
“范文同说着说着又回到他早先对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话的主题上来：‘我们越南人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将永远在这个地区呆下去。你们远处大洋彼岸。这个事实咱们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内吗？’换句话说，他是间我们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南越？我针对北越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地位而答道：‘这正说明尽管发生了近年的事件，我们对贵国的独立并不构成长期的威胁。，范文同与黎德寿一样，绝不肯白白被别人占了便宜，哪怕是一个哲学上的争论，他也绝不肯放过回敬的机会。他再次话中带刺地表示了河内不可改变的决心：‘我们倒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初步交锋一个回合之后，范文同和基辛格及双方人员进入正式会议室。宾主面对面坐定之后，立刻“又唇枪舌剑地干起来”。范文同讲了段“正式欢迎”的话，基辛格也针锋相对地“致答辞”。基辛格说：
“显然我们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是互不相同的，对此无庸加以掩饰，但是我们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已证明，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彼此建立良好关系和进行合作。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大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丝毫不相抵触。我们两国之所以陷入战争，部分原因是彼此有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印度支那以外的某个中央机构指挥的。你们大概也从贵国历史中吸取了某些不大正确的教训，但是，不管我们目前在什么条件下行动，我们在印度支那所关心的是维护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据我们的理解，这一点并不违反贵国的利益。
“我觉得，对于前不久我们双方在这方面发生的事情——基辛格博士说这是一种误会——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过看法。就我们来说，我认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范文同总理接着说：“那些是过去的情况，已成为往事，为了现在和将来，我们应该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我们应该按照我们刚才在外面谈话时所提到的、而在这个屋里又继续提到的那种精神，化战争为和平……按照协定的规定，化对峙为和解……在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并像基辛格博士刚才所说的，朝着长远的目标，建立一种新的、扎扎实实的关系。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坚决遵循这个方向，即执行已签订的协定，执行协定的全部条款。”
在这之后，双方又谈了经济援助和交换战俘等问题。基辛格同范文同会晤之后，就巴黎协定的前途和越美关系，作出了如下的预测和结论：
要想成功地把船驶过这段航程，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是难乎其难的。这需要我们举国团结一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有目标有纪律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在巴黎协定所包含的风险和奖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水门事件很快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政府。
2月24日，在巴黎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监督和监察委员会4个成员国——苏联、中国、法国、英国代表团，联合国秘书长和1973年：月27日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的4方。会议是根据协定的第十九条召开的，任务是：“确认已签署的各项协定，保证在越南结束战争，维护和平，为印度支那的和平与和平保障作出贡献。”3月1日，会议通过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定约”，出席会议的12国外交部长代表本国政府草签了“定约”。3月2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正式签署。关于越南国际会议定约的正式签署是继巴黎协定之后，越南人民的又一巨大胜利。
2月25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严重违反越南问题巴黎协定事发表声明。指出从1973年1月28日至2月24日，西贡军队违反协定近12000起，进攻蚕食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控制区；西贡政权使用警察和保安力量进行扫荡行动8000余次，以继续其恐怖和压制人民的“绥靖国策”。
继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声明之后，3月3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巴黎协定实施60天形势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越南南北方的战争行动，从越南南方全部撤出美国和其他同盟国军队，完全停止对越南的直接武装侵略。”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彻底停止军事卷入和干涉越南南方的内部事务，不愿放弃维护巩固西贡政权，使其成为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阴谋”。
声明揭露美国和西贡当局连续严重违犯巴黎协定的许多条款的行径。声明号召全国同胞、战士“提高警惕，团结一心，随时挫败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活动”。“努力实现敬爱的胡志明主席的遗嘱，奋勇前进，努力完成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和富强的越南这一光荣事业。”
阮文绍除了疯狂进行蚕食活动抢夺地盘外，还组织流氓、恶棍，配合宪兵、警察，对联合军事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小组中正在执行任务的越南人民军军官行凶，如扔石块和脏东西，甚至使用铁棍、刀子、锤子打伤人民军官兵。面对西贡当局的这种罪恶行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真正愿意停止战争，带来和平。显然，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蓄意破坏协定的险恶居心。
巴黎协定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首先必须执行的就是停火问题。协定的第二、第三条和关于实现停火的议定书，对完全结束战争行动、各武装力量留驻原地等都有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1973年1月28日停火协定生效后，在整个越南南方的各个战场上，枪声并没有停止。
就在停火协定生效时，1月28日以后，西贡当局连续出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并先后占领越门和沙莹地区，还出动整师兵力，重新打通一号公路，抢占地盘，控制战略要地。人民军方面有力地揭露了这些违反协定的事件，要求派人调查，但美国和西贡方面故意拖延，不了了之。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美萩省第四号公路沿线一些村庄，1月28日前为人民军所控制，1月28日以后，西贡连续出动军队进攻，并深入解放区建立据点。由于当地人民武装怕开枪还击违反协定，致使敌人占领了这些地方，并且在会议桌上蛮横无理，硬说这些村庄本来就是他们的。
他们在1973年的“李常杰计划”中提出5大战略措施：第一，把蚕食和绥靖计划作为中心措施。第二，建设强大的军队和政权作为支柱，5年内使“越南共和国军队年轻化、有效化和现代化”。第三，破坏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中不利于越南共和国的条款。第四，在经济上包围封锁对方的同时，在1973—1974年恢复经济（1973—1978年长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特别是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第五，依靠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军和空军，保持威慑力量。
西贡政权还加紧进行所谓“扩展领土”战役、“插旗”战役，出动步兵和直升飞机到处插旗。他们为此准备了160万面西贡政权的三条旗，越南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1973年4月6日发表的通报初步总结说：“从1973年1月28日到3月28日的两个月时间内，西贡政权共违反巴黎协定的事件达7万多起，其中包括蚕食行军19770起，炮击23000起，出动飞机对解放区进行轰炸和扫射3375起，在伪政权控制压警察搜捕行动21000多起。根据西贡的材料，到1973年10月止，他们在整个南方增设据点1180个，比1973年1月28日以前多控制7253个村庄。
十分明显，尽管美国和西贡政权已经在巴黎协定上签字，他们仍然毫无顾忌地按其既定计划，竭力进行“绥靖”和蚕食活动，增强其军队实力，企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于他们独占整个越南南方。1973年3月，在南方两方代表团团长的一次会议上，西贡代表团团长余国栋中将在陷于窘境时说穿了真相：“我不赞成巴黎协定，因为它只对你们有利。”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文茶中将严肃地批判说：“这就清楚了，连越南共和国为履行巴黎协定而派出的代表余国栋中将都不赞成协定，反对协定，那你们违反协定和破坏协定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一来，余国栋十分惊慌，连忙辩解说：“我个人不赞成……但是……因为协定已经签订，我们还是履行，没有破坏呀！”
众所周知，巴黎协定签订之前，美国加紧为西贡政权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弥补越伪1972年的严重耗损，并竭力为伪军提供充足的储备，一旦美军撤走，使伪军能保持强大的力量，基辛格博士曾在美国举行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军撤走后，越南共和国仍然必须保持强大。”巴黎协定生效后，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