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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动概念的模糊，不仅使劳模这个称呼变得不知所云，而且也将工会推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上面我们说到了政府和市场，而工会则代表另外的一维，即社会，因为工会是一种非政府非企业的社会组织。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评选劳模的活动虽然是政府行为，却一直都是由工会系统负责操办的。中国《工会法》第三条就规定，工会会员必须是“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并不包括私营企业主；第六条更明确指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样问题就来了，这次它颁奖的对象有一部分就是私营企业家。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劳资关系都是一种博弈关系，即使是在欧洲的合作主义劳资关系中也是如此。那么，这时为私营企业家颁奖的工会的角色是什么呢？应当说，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之后，对工会的需求更加迫切，工会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角色将日益凸现出来。在一种相对完善的市场体制中，资方组织、工会、政府的关系，是劳动领域中的基本关系构架。特别是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劳动者权益受侵犯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工会负有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工会在诸如劳模评选等活动中的角色，将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当我们现在来评论劳模评选这个现象的时候，不禁让人想起某些机关门口挂着的标语：某个节日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为那个节日布置的标语还挂在那里，被风吹雨淋。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良的机制——无人愿意对结束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负责任。当初挂那个标语的时候有人负责，而摘那个标语的时候，无人负责了。于是，标语就只好在那风吹雨淋。劳模的评选，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逻辑在里面？买顶乌纱做什么？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买顶乌纱做什么？
买顶乌纱做什么？
有两件发生在东北的事情赶到了一起。一是检察机关正式受理审查起诉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卖官鬻爵受贿案，人们将这个案件称为建国以来的最大卖官案。另一件事情则是，辽宁阜新市一位叫曹再学的研究生公务员，被迫下岗，有舆论认为他实际上是触犯了官场中的某些潜规则。于是他抗争，给国务院写信，给省长写信。最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辽宁省长张文岳亲自批示，阜新市国土资源局才收回成命，同意接收这位研究生在该单位继续工作。
这两件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关联，但却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与官场中的职位相关的潜规则。
根据最初的报道，1992年11月至2002年2月期间，马德利用其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18人贿赂，共计人民币563000元、美元55000元。同期揭露出来的还有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黑龙江省原人事厅厅长赵洪彦卖官案以及原主管干部的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案。而最近的报道更进一步指出，此案涉案官员高达265人，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都被卷入此案，其中包括绥化地区的市长、县长、县委书记、交警支队队长等，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
其实，自有关这个案件的报道见诸报端之后，笔者就一直在等后续的消息。什么消息？就是关于那些买官人的消息。但一直等到现在，似乎除了马德本身以及所牵涉的几名高官之外，没有别的新消息披露出来。而我之所以等待这些消息，是为了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人们为什么买官，二是这些买了官的官员在买到了乌纱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最近某网站发表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自述，大体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是1985年毕业的大专生。参加工作不久，我的同学被提拔成了一个副科长，人家都说他会办事，都闲话我不懂事。其实，所谓的懂事，就是他每年中秋节和春节都要去局长家送礼，局长生日他也去祝贺。我感觉那太掉架了，所以从来不去。眼看又有提拔机会，我认为应该轮到我了，结果比我参加工作晚的也提拔了，我被封了个副科级侦察员，什么实权也没有，这次老婆都急了，说赶快送礼吧，要不在人前抬不了头。这样，我们开始拜访局长，第一次送的是茅台，花了3000元，但什么要求也没提。后来春节又送了4000多的东西，果然次年7月，我被提拔为副大队长，有了点权。送礼开了头就不能停，但是我的工资有限，真的送不起了。钱从何处来？大家相信我——我真的不想贪污受贿，可是，要当官，不送礼根本不行。我就借钱——权当投资，争取当了官回本。我又送了4万~5万元，终于有个所长的空缺，好多人在争，传说有人准备了50000，有人准备了100000，我听了都害怕——我去哪里搞那么些？经过又是竞争上岗，又是考试，终于是一位有财力背景的上任，我又失败。同学直接说我，为什么关键时候不努力送一下，我无语。现在我就希望领导发个善心，给我一个好位子，比如派出所所长，我能贪点收点，弥补一下损失。这个事例形象地说明，在一些地方，官场的腐败已经具有结构性，你只要想在这里生存，想不腐败都不行。在马德案中，如果半数以上处级干部的提升都涉及买官，那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在那里，不通过买官来获得提升，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
这个案例也部分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即买到乌纱之后干什么？在买官者中是否有想买顶乌纱以便更好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敢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也不会太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买官的官员买到了乌纱之后会用来干什么？要知道，每有一个卖官者往往就有十几、几十甚至几百的买官者（在马德案中就涉及两百多人），并且往往他们都身居要职，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关心这一点。
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买顶乌纱是个不小的花费。我们可以从报刊上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案例来大致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在开始提到的马德案中，价码有不同说法，多的说到买官者人均向马德行贿近30万元，但即使是根据最后定案时确认的，人均也在6万元左右（要知道最后确认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与马德案相关联的赵洪彦案中，一个正处级卖了3万，一个正县长卖了10万，保住一个县委副书记15万，一个市委常委30万。广西某县一个副县长，买到这个官职花了90万，由副转正花了200万。山东某县原县委书记掌握的价码是：8千元左右办调动，1万~2万元任乡镇负责人，3万元左右提拔副县级。山西省某县流传的顺口溜则是：“5000块钱站站队，1万块钱上上会，2万3万才到位。”
应当说，这些乌纱的价码都是不低的。3万元相当于一个县官一年的工资收入，10万元相当于一个县官三年的工资收入，30万相当于一个县官10年的工资收入。这就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这些钱来自哪里？如果一个官员一年的工资收入只有几万元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决不会是来自其正常的工资收入。从已经揭露出的案件可以看出，有的是由腐败而来，比如广西的一个县官在买到正县后就以受贿660万元被检察机关立案逮捕。有的是由公款支出（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在年节等时候对上级领导用公款送礼）。甚至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事实，即有的人为了买官，甚至要向银行贷款。这样的官员已经可以算是清廉的了，至少证明原来没有严重的腐败。
第二，如果用几万到几十万来购买一个官职，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把买官看作是一种投资，那么收益呢？可以想象的是，在买到官职以后，势必要利用这个官职来获得收益。而且，买官是有风险的。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如果利用买来的官职获得的收益少于或等同于购买官职的花费，是不上算的。这样就大体肯定，其获得这个官职后的收益一定要大于他的投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腐败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至少有两个逻辑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首先，腐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性质。在官场中，升迁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如果这种升迁必须用“买”来实现，那就必然进入一个逻辑之中，即仕途成为一种商业投资，必须用腐败来收回买官的成本并获得收益。其次，腐败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如前所述，一人卖官意味着多人买官。在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的河南某县原县委书记卖官案中，其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在山东某县，原县委书记在任34个月，先后收受72人175次63万余元贿赂，其范围遍布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山西某县原县委书记离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调整批发“官帽”432顶，批发正、副科级“官帽”278顶。江苏某县原县委书记李树春调离前夕，用2个小时的时间就“研究”变动了102名科级干部。这里涉及的每个买官者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潜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