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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论给人的希望是短暂的。前些天媒体报道，2005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9所院校将参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率先实行研究生全面收费。尽管一些学校随后澄清说2005年不会马上实行（2005年的已经录取，当然无法实行），但不久的将来呢？诚信关键在机制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诚信关键在机制
诚信关键在机制
由《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完成的2004年国内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报告，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平均得分为356分，而该指数满分为100分，其中最“可信”的50家上市公司其信任度得分也仅仅为5185分。如此低的得分说明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总体信任度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更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媒体报道，大部分公司对这个报告持冷静态度，尽管得分很低、排名靠后，但很少有公司对其结果表示不满。
上述结果表明，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已经处于严重的诚信危机中，而诚信危机事实上在威胁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
可以说，信任危机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一个致命的病灶。我原来曾经试着用google搜索了一下“信任危机”这个名词，发现有这个名词的文献就有24000多篇；限制一下，光查中文简体网页，仍然有23000多篇；再限制一下，加上“我国”两个限制词，还有5000多篇；将限制词换为“中国”，则有21000多篇。涉及的范围更是惊人：股市中的信任危机，装潢行业中的信任危机，月饼信任危机（即由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引发的危机），独立董事面临的信任危机，司法的信任危机，注册会计师的信任危机，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洋文凭”面临的信任危机，电视购物遭遇的信任危机，网络购物遭遇的信任危机，人才职业介绍面临的信任危机，房地产中介代理中的信任危机，律师的信任危机，信用社的信任危机，政府的信任危机等等。这些信任危机几乎涵盖了我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
仅就经济领域而言，诚信危机已经成为威胁甚至摧毁一个行业的杀手。咨询行业就是一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伴随全民经商的大潮，全国兴办了许多咨询和中介公司，但没有多长时间，其中的许多就销声匿迹了。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仍然异常艰难。原因在什么地方？是市场不需要这个行业？显然不是。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条件。在国外，信息咨询和中介行业已经成为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行业，是所谓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信息咨询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中信任结构的存在，因为信息咨询要实现的是若干市场要素的对接。它不像传统的实物交易那样有明确的物品、价格甚至抵押物。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结构作为基础的条件，交易就根本无法完成。而在我国，信息咨询行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这种信任结构的缺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皮包公司”、“坑蒙拐骗”，几乎成了信息咨询业的代名词。即使你是要真诚地从事这个行业，也首先要克服信任结构缺失所造成的巨大的交易成本。
几乎被信任危机毁掉的另一个行业，就是保健品行业。根据有关报道，1995~1997年三年时间，全国3000多家保健食品企业倒闭了2000多家，垮掉2/3。倒闭的原因何在？夸大其词、虚假宣传，甚至坑蒙拐骗，都是重要原因。某些名噪一时的保健品，广告上吹得神乎其神，但真实的内容却大相径庭。鳖精厂里没有发现一只鳖，蛇粉厂里没有发现一条蛇。许多保健品的广告宣传中，常利用医疗机构、医生、专家等的“权威结论”和患者的“现身说法”来获取消费者的信任。而这些“权威结论”和“现身说法”往往是子虚乌有，即使有的患者的“现身说法”是真实的，也可能是极个别现象。当这些真实的情况通过媒体而为消费者获知的时候，保健品的信任危机也就发生了。尽管“作局”的方式在不断花样翻新，如各种“义诊”、“免费体检”、“免费皮肤测试”等活动往往深入到街道和家庭。但人们不久就发现，许多所谓的“义诊”活动并非真正的“免费午餐”，而是保健品厂家与“白大褂”共同唬弄消费者的一种宣传、诱购手法。久而久之，人们对货真价实的保健品也只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最后的结果，就是保健品这个行业被毁掉。
而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则远远超出了行业的范围。近几年来中国股市的一蹶不振，应当说上市公司的信任危机难辞其咎。于是，人们开始呼唤企业的诚信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曾在提交人大的议案中呼吁中国企业加强诚信观念，并建议通过相应的制度解决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在诸如此类的呼吁和讨论中，人们总是力图让企业的经营者相信这样一个道理：诚信对企业是有利的，不诚信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课题组的研究却得出了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结论：“问卷调查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诚信度与其竞争力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在诚信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不诚信对于整个经济活动来说是有害的，但对于不诚信的单个企业来说可能是有利的；对于一个企业，不诚信从长远来说是有害的，但在短期内可能是有利的，而且有些企业事实上就没有或者是顾不上考虑长远的问题；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不诚信对企业是有害的，但对企业的经营者个人却是有利的。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的经营者是否知道诚信的重要，甚至不在于企业的自律，而是在于背后的机制。
这种机制的根本之处是加大不诚信的代价。记得前些年在山西参观的时候，当年声名远播的晋商的后人们讲到晋商鼎盛时期当地的一个商业习俗：如果一个人向票号借了一笔钱去经商，最终生意赔了本，银子还不上，尽管银子的数量很大，但只要向票号老板送一把斧子，或磕一个头，事情就算了了。这个习俗后人叙述的是否准确，我不得而知，也没有专门去考察，但我还是大体相信这样的习俗的存在，因为在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是完全有理由存在的。这种习俗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送斧子或在此情景下磕头的严重性。很大的一笔银子可以就此勾销，送斧子或磕头这样的行为一定具有相当严重的意义，甚至会使得自己的信誉扫地，甚至几代人都会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送一把斧子或磕一个头就可以把很大一笔银子的债务勾销掉，而且票号的老板也能够相信他是确实还不起这笔债了，这样的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安土重迁、流动性很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对不信任的惩罚是由社会结构来施加的。
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匿名而频繁流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需要一套全新的机制，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加大不诚信的成本，使诚信成为做事的底线。在这套机制中，个人行为的记录制度、企业和个人的道德自律、同行或行业协会的横向约束、规范的具有公信力的中介组织、政府的有效监管、完善的法律，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所有这一切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则依赖于其嵌入其中的社会政治环境。劳模评选尴尬在哪里？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劳模评选尴尬在哪里？（1）
劳模评选尴尬在哪里？
2005年的这次全国劳模评选（全称应该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引起整个社会议论纷纷。之所以如此，是这件事情本身多方面地反映出我国社会生活的错位。
错位错在什么地方？首先折射的是政府职能的错位。
劳模评选是一种政府行为，相当于电影界的“华表奖”，是褒奖政府要鼓励的行为。因此，劳模评选中政府职能的错位，首先就表现在要褒奖的究竟是什么？直到最近几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对这次劳模评选的这种溢美之词：私营企业家入选劳动模范，体现了劳模评选的与时俱进；农民工入选劳模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科学家入选体现了对先进生产力的重视等等。其实，这恰恰是政府职能错位的表现。
这里要明确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一个产权结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社会中，政府所要履行的是非政府部门特别是私人部门无法履行的那些职能。就此而言，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对某些社会行为加以褒扬和鼓励，而是说，政府要褒扬和鼓励的一定要是非政府部门特别是私人部门无法褒扬和鼓励的行为，而不是非政府或私人部门已经在有效加以激励的行为。现在的错位就由此而来。在议论中，有些人在争论私营企业家的工作算不算劳动，农民工在私营企业中的劳动算不算对社会的贡献。其实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是一个有着自己激励机制的系统，对这个系统中人们的贡献或绩效，它有自己的激励方式：私营企业的利润可以看作是对私营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农民工的工资和奖金是对农民工劳动的激励机制；科学家的报酬也是如此。就以引起人们很多非议的姚明和刘翔来说，他们打球或比赛所获得的报酬与奖金，他们做广告或参与其他商业活动的收入，都是对他们的成功的激励。对于这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