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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博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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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这需要各方的努力。”他还表示,当天举行的研讨会,就是要新的联赛从一开始就听取各方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少犯错误。徐明甚至还进一步透露说,新联赛将于明年秋天开打,这样将和欧洲赛季更加接轨。    
    事情仿佛越来越像真的了。然而事情真到过于简单的程度,人们就不禁对这种真实发生疑问。    
    如果企业联赛真的举办了,足协会做何反应?报道说,中国足协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也就违反了游戏规则,是不合法的。”说起七家俱乐部提出自己搞企业联赛,这位官员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这段时间以来,提出这样那样的方案、提案已经不新鲜了,所以没必要大惊小怪。”该官员说:“首先,在现行的体制下,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对国内所有职业联赛、业余联赛都是有管理权和监督权的,抛开足协自己搞联赛肯定是说不过去的,说白了,这也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行规,甚至说是不合法的。其次,这样也不符合国际足联的章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记者接着问到,如果几家俱乐部真的就像民间球队一样搞一些友谊赛性质的比赛会怎么样?这位官员的回答也很简单:“那首先在球队、球员注册上就取消了他们的资格,你觉得那些球员会干吗?既然取消了注册资格,那球员就等于没了根,就是想到职业联赛中踢球都没有资格,谁愿意冒这个险?”    
    更近的消息表明,对于罢赛和组织新的联赛,足协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一位足协官员表示:“不用理他们,中国足协有找他们算账的时候。目前足协的方针是以静制动,一切等联赛结束,大家坐在一块讨论改革方案时再说。”他还透露,在2004年12月5日完成本年度中超联赛的收官后,足协将向每一家中超俱乐部提出“是否将继续参加2005赛季中超联赛”的征求意见表。该官员介绍说:“如果投资方真的要退出,那么足协将考虑从中甲递补中超资格等方式,完善明年的中超联赛。”也许这是足协回击革命派的最明确的态度:如果退出,悉听尊便。    
    无事一身轻的球迷们就琢磨得更细致,一位叫三生石的球迷就提出了一堆这样的难题:如果搞企业联赛,谁来组织?徐明张海吗?谁给注册?不注册就不合法,工商局查你,体育场不敢租场地给你。谁当裁判?裁判也是足协管啊。谁来赞助?当年IMG把联赛场地内大部分广告牌都卖掉了,剩几块给你们,你们还开天窗呢。弄个企业联赛也能拉到赞助?有这么大本事现在也不用闹革命了。谁给场地?全国那么多体育场,全部是国家的,归当地体育局管,有钱就能租到吗?你们去试试看。谁做保安?一场比赛要动用大量警察武警,你去申请?叫你拿盖着足协公章的申请报告来,你再去叫阎世铎盖章?不要安保?你试试看,搞个球星见面会还得在警署备案呢。报纸怎么写报道?“大连实德企业队”与“四川冠城企业队”昨日在大连郊区草坪上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足球派系教学赛——发了也没人看啊。    
    事态的发展似乎是越来越接近死胡同了。一方面是不退出不组织新的联赛誓不罢休,另一方面则是掌握着封杀的杀手锏,双方都足以否定对方。但实际上,事态远没有那样严重。在这一切表演的对面,其实远远坐着一位真正的观众,这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前面我们说革命派在举事的时候总是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但真正瞄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真正的观众。所以才有革命派不时向体育总局讨要态度。这不禁让人想起四年前那场处于胶着状态的美国大选。当然,胶着的双方没有组织人力到大街上比试力量,因为他们相信法律是最终裁定的权威。而中国足球革命的最终裁定者则是国家体育总局。因此,这个“革命”也许仍然是发生在行政框架之内的。足球政治之“薄弱环节”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足球政治之“薄弱环节”

    足球政治之“薄弱环节”    
    在上一篇中,我们曾经指出,革命派的诸般动作,有许多是做给一个很少露面的观众看的,这就是体育总局。也就是说,双方比试实力的目的,要的是体育总局这个权威的一个态度。因此,这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革命者也显得义无反顾,但其实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一次上访,顶多是一次“闹访”。不过资本的闹访到底与被强征了土地的哭哭啼啼的农民不同,前者上访中的一次研讨会据说就耗资百万人民币,这就显示了今日中国资本的实力。    
    现在,体育总局这个不轻易露面的观众似乎终于有了明确的态度。其实,其态度也不得不明确了。农民经常说,季节不等人。一年一季的足球联赛也是如此,今年的联赛结束了,明年的联赛很快就要开始。这样总局的态度不明确也得明确。在前些年,媒体上还几乎到处是阎世铎改任他职的消息。但最近传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消息:阎世铎已经被总局确定留下稳定足协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已经拿到了总局的“尚方宝剑”。有消息说,阎得以继续掌控足协主要是因为足协很好地处理了与G7改革的关系,在体育总局上下,均认为以阎世铎为首的足协“办事得力”、“水平不低”;面对种种指责,足协采取了既有原则又较为温和的应对策略。这一点总局是满意的,因为这基本上贯彻了总局“先调查、不激化、依法行事”的思路。    
    其实,体育总局的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首先,足球革命如果获得成功,甚至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就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要知道,体育可不仅仅是足球,归行政部门领导的体育项目,论大项也有几十项。如果足球开了头,就会今天是绿茵场上的革命,明天是游泳池中的革命,后天是篮筐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会引发连锁反应。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关部门不能接受的。其次,体育总局完全有能力平息这场革命。如果资本的联盟只是一种横向的联合,体育总局与各地体育管理部门的关系可是纵向的隶属关系,中国足协的22个非专职副主席大多是各地方的体育局局长。这样,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形成的联合打压力量就远不是资本联盟所能抗衡的。这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资本的力量有了可观的积累,但面对行政的力量时,还往往不堪一击。有人过于强调阎世铎的权术,仿佛是阎个人玩败了商人的联盟。其实这时精明和权术能够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面对如此强有力的权力体系,即使精明如徐明者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耗资百万的一个举动,在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连个响儿都没有。    
    这不禁让人想起原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在他风光的时候,觉得几万元钱就可以摆平一条人命。但他不知道,那是体制容忍他的时候,当体制不能容忍他的时候,几十万也是摆不平的。还是河南的史来贺洞若观火,感叹禹作敏是个二杆子。意思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不知道他与体制的真正关系。而且,资本闹革命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坛坛罐罐多,因而顾虑也就多。因此,革命大体是穷人的事情。这场革命背后的资本,基本都不是靠足球吃饭的。他们都有另外的生意,徐明就刚刚获得了成品油的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资本的革命高调、豪华,但如果革命威胁到这些坛坛罐罐,其打退堂鼓也迅速。这将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的。    
    现在有关体育总局的态度还只是透露了星星点点,如果消息得到最终证实,这是否意味着足球革命的最终结果已经明确?拟议中的12月初第四次投资人会议还是否能如期召开?革命派谋划的新的联赛是否已经胎死腹中?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要给出答案还为时过早。趁这个机会,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启发我们去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是在西欧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在俄国、中国和东欧这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发生。当然答案是早就有了的,这就是列宁总结的:革命总是从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的。在思考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在足球场上爆发的时候,我总是不时想起列宁的这个论断。然后又要去琢磨,难道足球是统治的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说是的话,那足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薄弱环节呢?如果说不是,那足球革命的根源又该如何解释?    
    人们在鼓吹足球革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的足球之所以上不去、联赛之所以搞到了这个地步,原因是在于足协所代表的行政化的旧体制。抨击中国足球的旧体制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解释足球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旧体制的弊端绝非仅仅存在于足球之中,甚至足球可能还不是旧体制的弊端最突出的地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人观赏,只为奥运会上夺几块金牌,同时国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旧体制的弊端就一定比足球更不突出?其实,如果就事论事,从旧体制最典型的特征看,足球相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说,旧体制的弊端可能倒是最少的。这样说至少有几个理由。第一,市场化的程度最高。从1994年开始搞职业化以来,职业化有了相当的进展。当然你可以说这种职业化是很表面的,行政权力对足球的干预过多。但问题是,目前中国又有哪一项体育比赛哪怕在表面上比足球市场化的程度更高?第二,足球几乎是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最透明、舆论监督力度最大的一个领域了。赛场内外,前台幕后,人际纠葛,大事小情,几乎统统被写到了各种各样的新旧媒体之上;无论是对球员,对教练,还是对裁判,功过是非,褒贬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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