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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证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经过八十年的不断挖掘，获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约有十六七万片。在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对三千五百多甲骨文字，已经考释出两千个左右。不认识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隶时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总要问卜。比如出外田猎，设祭祈年，操戈征伐，风雨晦冥等都要问卜。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卜辞”。郭沫若同志的《殷契萃编》和《卜辞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辞的专著。
甲骨卜辞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说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的。可是因为在卜辞中没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没有问世。比如“民”这个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铜器上曾多次见到，都是用一把锥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隶【青铜器上的“民”字： ■（《盂鼎》）■（《克鼎》）■（《秦公簋》）】。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却至今还没有发现。
甲骨文的特点，主要有三：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止”：■、■、■ （是脚的象形）
“牢”：■、■、■（是圈牛羊的地方）
“车”：■，■、■（是战车的象形）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也相当困难。
（3）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另外，根据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时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竹书和帛书。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了，很像韦编的竹简的样子【甲骨文■（册）】，另外也还有“典”字了，很像两手捧着“册”的样子，所以后世称重要著作为“经典” 【甲骨文■（典）】。那么为什么至今尚未见到殷朝的竹木简书呢？这是因为竹木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很可能早就腐朽了。
（二）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称铜为“吉金”，故称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周代的文化比殷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辞也就让位于金文了。
金文，当然殷代末期也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十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现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缪篆■（楚）、■（王）】。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
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射”的各种写法：■ ■■】“虫”字像虫子弯曲形，第三种写法的上面还有两只眼【“虫”的各种写法：■■■】。
另外，在解放前的长沙地区还出土过帛书，是楚国墓葬品。令人气愤的是这件国宝在1946年被中华民族的败类卖给了美国人，后来藏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书馆，至于简书、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长沙、信阳等地曾多次发现，不过多属于草率急就的文字，远不如钟鼎文那样工整。
汉字概说细说汉字（6）
（三）篆书。对于“篆书”这个名称，历来就有争论。郭沫若同志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掾，音院，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就是说，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
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dàn担）是一百二十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一百二十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掾的“文书”叫做“篆书”。所以“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
（1）大篆——许慎说：“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叙》）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汉书·艺文志》）这些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宣王是周朝的中兴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作到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所以当时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的良好条件。
大篆的真迹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个像鼓子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载田猎之事，并且是用韵文写成的。从字形上看与殷周古文不同，而与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个字，石鼓文的写法与小篆的写法相类似【石鼓文■（是）、■（庶）、■（吾）】。
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线条均匀而柔婉。2．结构比较整齐，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说文解字》根据残存的九篇大篆，收进了223个“籀文”（即大篆），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战国时，各国的文字形体大不一样，这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这段话是说，秦统一了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决不能说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过文字的统一工作。大篆变为小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1）形变：（2）伪变：（3）省变：
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说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体，线条规整，书写美 观。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fú浮）刻石》、《峰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是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这种草篆的特点是：笔势趋直，笔画趋简，书写方便，当时的帝王秦始皇却是鼓励人们写隶书的初成字——“草篆”。
隶书是由草篆演变而成，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为下杜人程邈所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地说隶书是程邈所创，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奖励的“徒隶”（管狱讼主事的小官），他决不可能是隶书的创造者。因为字的一种形体，决不是一个人一时所能造出来的，这与文字“决非仓颉一人所造”是一个道 理。
隶书始于秦朝而盛于汉朝，所以隶书也称为“汉隶”。经过西汉二百多年到东汉时隶书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
我们可以看出，从小篆变到隶书：在字形上，变圆形为方形，在线条上，变弧线为直线；在笔画上，删繁就简。这种变化就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汉字概说细说汉字（7）
（五）草书。《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体求快求速，笔势连绵，能够初具汉字的轮廓也就够了。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草书是汉“章帝时（公元76年—公元88年）齐相杜度，号善作之。”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草书的形体也决非一人所造。所谓“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时开始使用。但是它的创造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