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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最怕胳肢了。以前，你刚做出要胳肢他的样子，他就会笑得满地打滚。可这一次，这一招失灵了。他样子凶狠，双臂紧夹，两脚乱蹬，还恨不得咬我一口。这么大的孩子最难养了，岳母说，谁也不知道他的小脑袋瓜里装的是什么，有时候能把人活活气死。说实话，如果至此我还没有发觉情况有些反常，那我就趁早别吃作家这碗饭了。小侄子的反常暂时可以放到一边，孩子嘛，都是狗脸，总是说变就变。关键是我的岳母。她时常走神，并且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我们的目光。我以为她是有些紧张。紧张什么呢？自然是女儿的生产过程。在老一辈人看来，生产是女人的一大关。我甚至想到，岳母当初或许有过难产的经历。她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小视为掌上明珠，自然会为女儿担忧。果然，岳母很快就提到了此事，说生大哥的时候，她产后出血，若非医生抢救及时，现在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不过，生你的时候就顺利多了，岳母对女儿说，那时在乡村巡演，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白天还在台上唱戏，到了晚上，觉得要生了，赶紧叫人找架子车，往车上铺稻草，往医院送，可刚爬上车，你就落到稻草上了。我对岳母说，现在医院的条件好了，想生就生，不想生拉上一刀，取出来就行了。岳母说，那是那是，都赶上好时候了，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啊。
我听着想笑：这跟珍惜不珍惜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因为赶上了她所说的“好时候”，生孩子不受罪了，就叉开大腿多生几个？但岳母的感叹似乎还仅仅刚开了个头。她说，要是不知道珍惜，谁也帮不了你，天王老子也不行，你们信不信？我说信，这是真理，不信不行。丁琳在一边撇着嘴偷偷发笑，但她没能躲过老太太的眼睛。你别不信，岳母说，轮到你吃亏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我想，老太太真的累了，都累糊涂了，说话已经颠三倒四了。丁琳伺候岳母洗脚睡觉。水端到岳母面前，岳母却说，她想和我们再说说话。要是往常，这时候她就该说不想耽误我的时间，要我去书房工作，她和女儿再拉拉家常。可这一次，她不催我，我自然不便离开。她问女儿是否到医院做过检查了。丁琳说，不是给你说了吗，检查过了，医生说都已经三个月了。胎儿发育还好吗？岳母问。我说好啊，没听说有什么不好。岳母又问，做检查的那个医生是否负责。我说，医生嘛，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怎么敢不负责呢？岳母笑了，说自己问的是女儿，而不是我。还说，我又没去昆明，怎么知道昆明的医生很负责任。这句话倒把我给问住了。我一边傻笑，一边给岳母递了—杯茶。
岳母说，你们最好还是到郑州的医院再检查一次，现在只准生一个，你们千万不要大意。我当时撒了个谎，说已经检查过了，妈妈你放心，这次保证能让您老抱上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外孙。到底是外孙还是外孙女？岳母问。这一下连丁琳都被问住了。所以，你们还得再去检查一次，既然查了，就查得细一点，免得日后后悔，岳母说。岳母的话，怎么听都有点不舒服。岳母平时是个比较迷信的人，要是往常，谁敢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她肯定会第一个跳出来，跟人家急。可这一次，这些不吉利的话却都是从她的嘴里蹦出来的，而且一说一大串，让人都无法招架。真是见鬼了。我发现丁琳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起来了。根据我的经验，她肯定是要发火了。果然，让我猜准了。她们母女原来是拉着手的，这会儿，丁琳把妈妈的手丢到了一边，说，妈，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这孩子可是给你生的，要依我们，我们压根就不打算要。岳母赶紧抓住丁琳的手，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一辈子的事情嘛，我只是想给你们年轻人提个醒。我和丁琳使了眼色，然后一起向老人表示感谢。亲人之间，那感谢显得如此生分，倒让我们都有些不自在了。
就在此时，我们又听见了卧室中的哭叫。是丁琳的小侄子在哭。我们走过去，打开床头灯。孩子仍在熟睡，但脸上肌肉抽搐不已，好像正忍受着蚊虫的叮咬，鼻凹中还有一串泪珠。不知道梦见什么鬼东西了，岳母说。岳母蹲下来，用拇指擦了擦孩子的脸，然后把灯拉灭了。刚才的洗脚水已经凉了，丁琳又给岳母换了一盆热水。岳母脱袜子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动作很滑稽。她不是坐在沙发上脱，而是蹲下来，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悬空，然后猛的一拽，将悬空的那只袜子扯了下来。为此，她差点把自己拽倒在地。这老太太玩的是什么把戏？丁琳正在房间里铺被子，没有发现这一幕。她要是看到，保准笑个半死。
当岳母如法炮制去脱另一只袜子的时候，我上前扶住了她。她略加推辞，但还是在我的搀扶下，坐到了沙发上。你忙去吧，她赔着笑脸说，不要管我，我自己能洗。我把洗脚盆挪到沙发跟前的时候，她已经在沙发上躺了下来，翘着脚，艰难地去脱袜子。至此，我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她的腰是不能打弯的。我去扶她的时候，有意地按了按她的腰部。我摸到了一圈硬板状的东西。她打着护腰呢。我正想着问个究竟，我的手被她拽住了。她拿着袜子的那只手，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用下巴点了点丁琳所在的那个房间，说，别给她说。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她。她没说时间，只是说已经好了。
就在这时候，丁琳出来了。岳母抬高声音对我们说，明天她得出去一趟，到郊外去一趟。她说，早年在剧团里唱包公的那个人病了，活不了几天了，她和当年的一帮同事约好了，明天去看一次。她说的那个老头，我也认识。我和丁琳结婚的时候，那个老头还曾送来一份贺礼。在婚宴上，我还给他敬了三杯酒。他和岳母差不多大，也只是六十岁刚出头的样子，挺结实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我表示要和她一起去。丁琳也说，她也可以陪着去。岳母挥着袜子，说，谁都别去，你们忙你们的事，别管我。我说，我们没事可忙啊。她说，怎么没事，刚才不是说了，你们要去医院检查身体吗？我说，过两天也可以检查啊。岳母板起了脸，口气生硬，说，早检查早放心，别拖着。我多了一句嘴，问，你到底让我们检查什么呀？岳母说，都查一下，越细越好。看我嘴里叼着烟，岳母就说，像你这样，一天两包烟抽着，胎儿会受影响的。我心想，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你一个做岳母的，说的都是什么话呀，说你是个老乌鸦嘴，真是不亏你。
丁琳这时候也生气了，不过，她不是生她母亲的气，而是生我的气。她对我怒目而视，然后把我拉到了我们的卧房。我还没有来得及关门，她当胸就是一拳，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看我怎么收拾你，姑奶奶可不愿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连忙说，咱们身体都很好，胎儿怎么可能会有……会有毛病呢？别听你妈那乌鸦嘴。岳母睡下以后，我又想起了岳母身上绑的那个护腰。老人生病，若非大病，一般不愿让在外面工作的儿女们知道，免得影响他们的“事业”，这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女儿有孕在身，他们更不愿意让女儿为他们担忧。不过，既然病已经好了，那为什么还是不愿意讲呢？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联系到她刚才说的那些让人丧气的话，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老太太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儿女情长做检查了吗？
卧室的床头灯闪掉了，我下楼去买灯泡。雨已经停了，楼与楼之间，天空被灯光照成暗红色。我掏出手机，给岳父挂了个电话。他先问我，你妈的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然后我就问起她的护腰是怎么回事。他先是迟疑，接着突然问道，你妈都给说了些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呀，是我自己看到的。他这才告诉我，岳母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腰椎出了点问题，不过，总算没落下大毛病，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是昨天出的医院。我说，咱家不是住在一楼吗，怎么会摔倒在楼梯上呢。岳父支吾了一阵，说是在法院的楼梯上摔的。法院？她去法院干什么？我问。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替她操心了。感谢了一番我的关心以后，他突然发起了牢骚：你妈这个人，越老越不听话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不让出院，可她非出院不可，这不，刚出院就往郑州跑，九匹马都拉不住她，气得我胸口疼。老两口之间的事，我不便插嘴，只能哼哼哈哈地应付着。岳父突然打听起来岳母下一步的打算。我说，她明天要到郊区去，看望过去的一个朋友。哪个朋友？岳父问。我说，就是唱包公的那个老头，听说他快不行了。岳父在电话那头吼了起来，说，疯了，你妈疯了，别听她胡言乱语，那个老头早就死了。
岳父喘着粗气，喊道，让你妈接电话。我只好告诉他，老人家已经睡了，有什么话，可以直接对我讲。还说，我是在楼下打的电话，周围没有别人。他说，你等一会儿，让我点上烟。那天的电话打了很久，满满的一节手机电池都用完了。听了岳父的话，我才知道，岳母明天要去的地方，其实是郑州郊县的一个监狱。她的儿子，丁琳的哥哥，因为用刀子捅了贵族学校的校长，被丢进了监狱。到底捅死没有啊，我问岳父。岳父急了，说，他娘的，你管他死没死。回到楼上，我看见丁琳斜躺着，手里拿着一本书。我问她什么书，她让我看了看书皮，翻了个身，又接着看了下去。那是一本育儿方面的书，书皮上是一位怀抱婴儿的金发丽人，我认出她是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丁琳说，我给你念一段听听？她低声念着，我虽然不时地附和两句，但脑子却想着囚室中的大哥，他为什么要捅那个校长呢？那人到底死了还是没死？我明白岳母为什么要带上孩子了，她是要让孩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