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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可奈何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弟弟没像以往那样和她一同起床，她动身去上班了，弟弟还睡在床上，她也没叫他，心想既然他不想去就最好别勉强。
晚上回到家，她发现弟弟果然没去上班，她想到了吉米，吉米兴许能帮这个忙。
于是一天下班后她约吉米去川菜馆吃饭。
“你的事我已经跟经理说了，”吉米说，“他同意让你去那儿上班。”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没什么，反正夜总会经常添人。”
小岚跟她说起了弟弟，“我弟弟原先在一家洗车行上班，他现在不想干了，我想让他读书，可又一点门路也没……”
“你弟弟多大了？”
“比我小两岁，16岁。”
“那你可以让他去读职校，职业技术学校，读个三年四年的，出来准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
“可他初中也没毕业，只读到初二。”
“没事的，”吉米说得很轻松。“现在的学校可不管你这些，他们只知道捞钱。再说他们真要假正经，也完全有办法应付，可以花上一二百块钱搞个假毕业证书。”
“这能行吗？”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帮你搞定，我保证让你弟弟读上一所满意的职业技术学校。”
小岚非常高兴，心想总算遇上一个能帮点忙的人了。当时正值七月，离学校开学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读普通职校也要花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而她一点积蓄也没。为了尽快挣到这笔钱，她急急忙忙就辞掉理发店的工作，跟着吉米来到百乐门夜总会。经理只是让吉米带她去见上一面，只简单问了几句话，就同意让她第二天来上班。她原先还以为要经过什么严格的面试呢，经理这么爽快就答应下来，她觉得是吉米的功劳，如果没有吉米大力引荐，那经理怎么会如此爽快呢？
她这是平生第一次在娱乐场所工作，也是平生第一次真正知道什么是夜总会。
吉米问她是否会跳舞，她说不会，吉米说，“那我教你，你要想挣钱首先得学会跳舞，只有当你陪那些客人跳舞喝酒唱卡拉OK，他们才会给你小费。”
她暂时给安排做一般性的服务员，给客人递茶递酒递咖啡，客人只要一声吆喝，她就得赶紧送过去，跌跌撞撞的，一天忙下来很是疲惫，可正如吉米说的，没有一个客人肯给她小费。而夜总会老板开给她的工资又不高。没办法，她只好跟吉米学起了跳舞。当她第一次陪客人跳舞的时候，觉得很不适应。那男人始终搂着她，把她搂得很紧，一只手几乎放到她屁股上，很下流，她想提醒他规矩些，又不敢。一曲终了，那男人和她走出舞池，来到一张小圆桌前坐下，仍然用一种色迷迷的眼神盯着她。她很不习惯。好在那男人临走甩给她一张面额50块的小费。
下班的时候，吉米问她：“怎么样？挣到小费了吗？”她脸一红，说：“那男人总想对我耍流氓。”吉米笑了，“管他呢，只要肯给你钱就好。”她原以为吉米会安慰几句，不料她竟笑笑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在她有些突兀。
她内心很矛盾，一方面无法承受这种下流的游戏，再一方面又觉得这的确是一种很便捷的挣钱途径。按照最保守的估算，一天50块，一个月下来就是1500块，比她的工资整整多出一倍。要是一天能挣上一两百块，那到9月1日前她就有足够的钱供弟弟上学。她现在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弟弟去上学。每次挣到小费，她都积攒着，舍不得花。只是肯给小费的男人并没想象中的那样多，他们像是商量好了，即使给，最多也只有50块，很少会有人给到100块。两个月下来，她累计挣到的小费仅有1000块出头，而弟弟开学需要一下子交足几千块钱，幸亏又是吉米帮忙，借钱给她，弟弟才得以顺利地进职校读书。
“我可能要拖上好一阵子才能够还你。”既要给弟弟提供生活费，又要惦记着还钱，她内心有些发紧。
因为有钱用，又因为正儿八经地在学校读书，生活总算有起色了，弟弟便一改往日愁眉苦脸的样子，脸上多了笑容，很灿烂。每次弟弟走她都要送，送到公交车站，看着弟弟背着背包，很是轻快地跳上公交车，她才转身折回。她知道弟弟已经融入了学校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很可能现在叫他回老家他也不肯回呢！
她很高兴，心想总算能对弟弟负起责任了，只是想到这儿她就有些苦涩。
她又想起了刚到上海时的艰辛，他们一个17岁一个15岁，从未出过远门，突然一下子来到千里之外这么个陌生的城市，那种迷惘、凄凉、惶恐以及辨不清东西南北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十七节火车（3）
他们先是坐上汽车到汉中，然后由汉中直接坐火车去上海。那是他们第一次坐火车。
那是一列绿皮车，很旧很脏，她和弟弟坐在17车30号31号，弟弟坐在靠窗的一面，始终盯着窗外看，她则有些局促和紧张，一双手夹在大腿间不停地揉搓，还不时地瞟一眼对面那个老头。她不知道那老头为什么总在盯着她看。尤其是当老头问话的时候，她都紧张得出汗了。那老头问她哪里人，她一会儿说宁强人，一会儿又说南郑人。老头又问她去上海干吗，她说去上海爸妈那儿；爸妈在上海干吗，在打工；那你知道他们的地址吗，他们会到车站去接；他们怎么狠心把你们姐弟俩撂在家里自己跑去打工呢，家里穷，打工好挣些钱；那你们跑去找他们就不读书了，读，回来后读……老头慢吞吞地问了许多问题，她回答得很小心，生怕引起怀疑，结果老头还是怀疑了，她看得出，毕竟她有些地方在明显说谎。
好在后来天黑了，老头要睡觉，去补了张卧铺票，不再坐这儿，她紧张的心才得以舒缓。
她觉得上海的远是用时间来衡量的，那辆老旧的绿皮车摇摇晃晃整整过了两天一夜才到达目的地。他们的脚都坐肿了，不会走路，走起来很痛。好不容易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上海站出口，他们一下子傻了眼，看着眼前矗立着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他们晕头转向不知往哪走。
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周围的街道和商店开始霓虹灯闪烁，一切都显得像梦幻般的不真实。弟弟好奇地盯着陌生而新鲜的东西看来看去，她可没这心思，他们在车站广场上走了半天，竟没能走出去，后来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走进候车室，找了个空位置坐下，这一夜，他们就是在车站候车室度过的。
第二天，她决定走出候车室走出广场，可结果像迷路一样，在广场上晕乎乎地转了几个圈，竟还是回到了原地，还是没能走出去。这不仅是没有方向感，更主要是她不知该上哪去。天又黑了，没办法，他们只好又走进候车室过夜。自从上路以来，弟弟就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时候他开口了，一开口就哭，“我想回家！”
她想起了在家里早就作好的打算，必须先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然后再找事干。她对找事干并不担心，心想上海这么大，要找个事干挣点儿钱应该不会难。
然而当她费尽周折才得以在一家小饭馆做服务员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切远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天刚亮她就叫醒弟弟走出候车室，她也还是不知应该往哪走，但她想，管它呢，反正往哪走都一样，只要能找个住处再找份工作就行。天上下起了小雨，她带着弟弟沿着一条街道边走边用心看，好在没走多远就给她找到一家地下招待所，价钱比较便宜，她心想也许没有再便宜的了，就住了下来。接下来她开始寻找工作，找了好多天，才在火车站边上一家小饭馆做上服务员。暂时她还不想替弟弟找工作，一方面是缺乏信心，因为的确太难找了；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弟弟太小，觉得应该让他适应一阵子再说。
那家小饭馆给她300块钱的工资，答应一个月试用期满再加给她，可当她做完一个月，那老板却食言了，说，“你要么走，去找比这好的工作，要么就老老实实在这干，别再嫌工资少。”她没想到做老板的还会这么奸诈，没办法，她只好继续待在那儿。可问题又出来了，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用完了，靠她这点工资连付招待所的钱也不够。她想只能叫弟弟去找工作了。
她把弟弟带到那家饭馆，心想只要那老板收下他，就至少也得再给个300块一个月，这样生活就能勉强挺下来。谁知那老板得知弟弟还不满16岁，就坚决不同意，说是用了童工会被罚款的。她便带着弟弟去其他地方找，结果都一样，都说至少要到法定年龄才能收他做工。如此一来她可慌了，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眼看连工资也快用完了，她就更是焦急，弟弟也是，怪她不该带他到上海来。
“我要回去，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
“你一个人回去吗？”
“反正我要回去。”
“你就没想到回去以后可能有什么等着你吗？你真的敢回去？”
“我不管，我只要回去。”
“可你哪来路费呢？我们没钱呀？”
弟弟哭了，一连声地责怪她，“都怪你，都是你给害的。”
她知道弟弟已经后悔了，后悔他们所做的一切。
好在她后来终于给弟弟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天下班后，她路过一家洗车行，见那儿挂着一块招工的牌子，就带着弟弟去找那老板，那老板只问弟弟是否吃得了苦，别的一概没问，这样弟弟便有了一份洗车的工作。
两个人都能挣到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便不成问题。为了让弟弟安心待在上海，她在外面租了间房，这样比住招待所要便宜许多，而且可以自己做饭吃，多少有了点家的感觉。只是弟弟也还是不怎么说话，老是闷着脸，她知道这不单纯是没能适应新生活的缘故。对此她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她无法说，提都不能提，只要她一提起，弟弟就肯定会哭，也就更是无法摆脱那个阴影。况且她自己也还是没能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
转眼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