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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的人们对娇小、纤细的身材情有独钟，女人们常用隐藏式的夹板束胸来控制自己的体型，对自然呈现的肌肉则十分厌恶。她们喜欢圆润的颈项，丰满的手臂，开得极低的领口凸显出高耸的乳峰，用撑环撑起的夸张的臀部，以及使小腿看上去更加丰满的假腿肚。沉迷于社交场的女人们以忧郁的眼神来传达她们对情人的爱意，浅笑的小口，修长且胖嘟嘟的小手，挤在尖头鞋中的小脚，这些装束上的束缚，用金属架撑起的肉体，粘乎乎的胭脂制出晚宴的奢靡与淫乐，同时也带来了头晕、贫血和疲惫，所以医生在开出的药方中，总少不了“须在空气好的地方散步，节制肉欲”之类的药引。紧身胸衣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趋于宽松，但到了19世纪又再次走向极端。
1850年代的贵族女子在穿着上化费的时间，是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女子都望尘莫及的。那时流行一种叫克里诺林（crinoline）的撑裙，这种撑裙用轻金属制成环型撑架，然后填塞或包覆马毛、麻等材料作为裙撑。穿这种裙子单靠一个人几乎无法实现，一般由两个以上的助手协助完成。首先，她们得穿帮她穿上紧身胸衣，从后面一节一节地系紧抽带，然后穿上内衣和贴身的长内裤，然后是法兰绒的衬裙，然后是内衬裙，然后就是膨胀如车轮的裙撑，再然后是上了浆的白衬裙，然后是两层纱布的衬裙，最后，才是由塔夫绸或透孔织物等轻薄面料做成的裙子。穿这种裙子不仅需要足够的人手，还需要足够的空间，否则，当仆女们将太阳伞一样的裙裾用撑杆撑开并从女主人的头顶往下罩的时候，便很有可能将旁边的茶几、梳妆台或其它的小东西也一并收进去。事实上有些女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她们穿着巨大的撑裙招摇过市并不是为了显示身材，而是为了趁人不备的时候将她们喜欢的东西掖进裙子里。由于穿这种裙子偷窃的成功率总是很高，所以1868年以后克里诺林就不再受欢迎了。
佩雷在他1868年的《巴黎女子》中所写的“资产阶级女子不上妆，洁身自爱”，指的是当时的化妆风尚，那时的女子刚从意大利式的浓妆艳抹中挣脱出来，却又在病态美的追求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化妆室中，女人们在脸上涂抹白色的浮液或冷霜，搽厚厚的面香粉，如果头发是金色的还会在脸颊上抹些粉色的腮红，然后用眉笔将眉毛拉长，画上黑眼线，再把睫毛刷得又黑又亮。这样的妆容配合紧身胸衣塑造出的形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在放纵与端庄之间找到了一个衔接点。她们表面上高贵端庄，举止优雅，坐下时绝不交叉双腿和依靠椅背，说话时神情稳重，举止有致。但另一方面被紧身胸衣高高托起的酥胸却又泄露出不可遏制的情欲。康佐（Kunzle）在Dress reform as antifeminism一书中写道：“束腰及随之而来的低领服装作为一种时尚而首次出现于14世纪中叶并一直苟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象，并非历史上的偶然现象，束腰（即紧身胸衣，作者注）和低领服装是西方服装增加性感的主要手段。它们与人们的性意识及公开的性负罪感同时出现，与基督教的性压抑互为因果，而这种压抑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顶点。”
关于紧身胸衣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说它将女性的美发挥到了极致，也有人说它是非自然的病态之花，损害妇女健康的头号杀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网球明星贝蒂·瑞安回忆说，他曾亲眼目睹英国网球俱乐部女更衣室栏杆上的斑斑血迹——那是女选手们将她们汗湿的紧身胸衣搭在上面后留下的。
尽管人们怀疑紧身胸衣毁掉了女人的许多脏器：胃、子宫、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与现代的女人一样，在美字面前无所畏惧。这就像如今的人造美女，她们之所以允许那些大夫们用手术刀割开自己的鼻子、眼皮、嘴唇、胸脯、大腿……，是因为她们相信这样的确会使自己变得更美。
第一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O娘的情欲
O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一次外出中被情人带入郊外的一座秘密古堡，在那里，她被包括情人在内的男人们捆绑、鞭笞，受尽种种凌辱和虐待，最终心甘情愿地沦为男人的性奴隶。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淫般的细节描述：
“浴室的门敞着，O娘从里面的镜子上看到自己的映像，纤细的腰身淹在绿涛中，那重叠的缎裙在她臀部上翻腾，就好像用裙环撑起来似的……”。
这是她进入古堡时所要接受的第一件事，她被几个和她一样年轻的女子伺候着，在巨大的镜子前赤裸身体、沐浴更衣，犹如苏丹后宫里的嫔妃，然后化上艳丽的妆，穿上规定的衣服，被带到挂满各种刑具的房间，供男人们鞭笞和享用。故事始终是在对服装的描述中展开和推进的：
“接待她的那两名女子，给她送来在这里居住期间穿的衣裙……：硬领的胸衣紧紧束住腰身，西麻布衬裙十分挺板，外面套一条下摆肥大的连衣长裙，开胸很低，露出胸衣，乳房几乎裸露，只有花边半遮半掩。衬裙是白色的，胸衣和连衣裙是水绿色缎子的，镶了白色花边……雅娜伸手整理绿缎连衣裙袖子上的一条纹摺，她的乳房在上衣花边中摇晃……”。
这些令人晕眩的叙述，肉欲的狂想，当它在紧身胸衣的衬托中层层打开，着装便被赋予了仪式般的意义，就像祭品被放上供桌之前必要的清洁和装点。而作者波莉娜·雷阿日则借O娘之口，说出了虐恋者们不敢明言的快感：
“她从正面给O娘扣上胸衣的搭扣，再从背面把拉带抽紧。胸膛衣又长又硬，就像从前束成的胡蜂腰，而上端有两个小兜儿托住乳房。在拉带逐渐抽紧的时候，胸衣兜儿便把乳房托起来，乳峰显得更加挺突。同时，腰身勒细，越发突出了腹部和腰臀。奇就奇在这甲胄似的胸衣倒十分舒适，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得以休息。……姑娘们这样穿戴上，倒不大像护身遮体，反而像卖弄姿色，故意撩拨了。”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之所以迷恋“痛苦的囚衣”，除了追求美感外还另有原由！难怪让·波朗在这部小说的序中惊呼：“终于，一个女人招认！招认什么呢？招认女人一直不能容忍的，男人一直责备他们的，即她们总是服从她们的血统，在她们身上，直至精神，一切都是性。必须不断地供养她们，不断给她们梳洗打扮，不断打她们……。一言以蔽之，去同她们约会，必须随身带一根鞭子。”
这样的结论女权主义者当然不能答应，和她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假道学们，他们认为紧身胸衣不仅毁坏了女人的身体，也毁坏了女人的道德，令她们在情欲的放纵中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不自知。
回到O娘的语境中来，紧身胸衣却正是其灵魂和肉体的双重安慰。在这部被称为“男人所能收到的最粗野的情书”中，O娘被描述成一个即贞洁又淫荡，即无耻又无邪的异数，在她的永远赤裸的衣裙里，唯一不可逾越的，就是那道紧身的甲胄——同时也是将她放上祭坛的托盘，服装在这里完全成为性的道具：
“情人要求她做到简便，即随时并立刻能供人使用。她知道仅仅要供人使用还不够，用起来还必须毫无阻碍，首先是她起立坐卧的姿势，其次是她的衣着服饰，可以说都要赋予象征意义，让情人一见到就能心领神会。”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让人“心领神会”呢？小说中的O娘只穿两种样式的衣裙：一种是能够将拉练从上一拉到底的；另一种则是扇型裙，一把就能从后面撩起来的那种。这样的服装正如波莉娜·雷阿日所说，“给人的印象是里面什么也没穿”。但事实则不然，那里面始终有一件贴身的符咒燃烧着O娘，使她在受虐的耻辱中，感受到作为祭品的神圣和快感。
“有多少回她就这样跪着，供任何男人淫乐啊！可是那时候，她的双手一直由手圈扣在一起，她不过是个幸运的女俘，一切都是强加的，什么事也不征求她同意。然而现在，她半裸体待在这里，却是她甘心情愿的，她只要动一下，就可以重新站起来，就可以遮身护体。她的许诺如同皮手圈和铁链，将她锁住。”然而她又自问：“锁住她的，仅仅是她的诺言吗？”结论当然不是，那是她心甘情愿的，她终于被紧身胸衣彻底驯服，成为人类受虐本性的一个极端象征。
作为虐恋小说的代表作，《O娘的故事》与紧身胸衣一样，自它诞生的那天起便备受争议。但不管人们给予它怎样的评价，紧身胸衣作为性的道具在其中的运用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同时它也从某种意义上还原了服装的本质。
第一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男人的束腰、马裤、黑死病
尽管紧身胸衣长期以来遭到男人的嘲弄和耻笑，但当时光推进到19世纪的30年代，法国的男人们首先改变了看法，他们为了追求修长的外表不仅将女装的羊腿袖吸收到男装的样式之中，甚至连女人的紧身胸衣也大胆借用。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将自己粗壮的腰身装进那种倒三角的甲胄里去的，总之他们有的是力量将他们的腰勒得更细一些。所以，那些身穿燕尾服、打着领结的先生们，当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不自然地转动身体或松松领结，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不耐烦的表示。紧身胸衣让男人绷直了身体，也让他们体会到了被虐待的滋味。
除此之外，19世纪的男人还喜欢选用针织的面料做裤子，并在裤脚上设计了搭带，这样的裤子穿起来之后，绕过脚底的搭带能够将裤子拉得笔直——那样子很像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肆流行过的健美裤，腿细的人穿起来就成了鲁迅�